潘汉年传奇(74)

七四

　　在“上下古今”中，还有一篇属文艺评论文，即《郁达夫的生与死》，潘汉年以简炼的语言，评述了郁达夫的成名小说《沉沦》，指出这部小说“是写实的表现了都市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两重压力下的苦闷、伤感，以及在没有集体的武装反抗以前，知识分子那种热情奔放受到抑制而趋于颓废的悲哀”。潘汉年认为，当时这篇小说“不仅在新文学的园地上成为一朵娇艳的鲜花，确实曾经有力的鼓动了青年憎恨帝国主义及旧社会、旧家庭”，对《沉沦》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当然，此文还不仅仅限于文艺评论。文中，潘汉年追忆了他与郁达夫10多年前相见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高长兴老酒店里的情景，对郁达夫作了如下真切的记述：“他穿着宽大的长袍，静坐在四方桌子的一端，手里捏着烟卷，一手端着酒杯，两只半张半阖的细小眼睛，老那么迷惘着向半空里找寻点什么。”

　　潘汉年进而回忆了郁达夫生前的种种：虽然“旧的民族文化、旧的人文主义不仅影响了他的思想，个人主义的生活意识，未能蜕化净尽，因此也限制了他的发展，始终徘徊于‘五四’阶段”。但是，他“始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个半殖民地双重压迫下的才气横溢的诗人”，“是贯彻了‘五四’精神的一个作家、斗士”，结果依然为民族而牺牲。潘汉年坚定地指出：“我们相信，往后中华民族苦斗过程中，郁达夫与闻一多的鲜血，将浸润培植民主的鲜花；难免的，我们后死者还要继续郁、闻而支付重大的血债。”这既是一篇文艺评论，又是一篇对郁达夫的回忆纪念文章，更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战斗檄文。

　　在“上下古今”中，也有一鳞半爪有关潘汉年个人活动的史料。除上述他与郁达夫在四马路高长兴老酒店交杯畅饮，共商文坛之事外，在《东北三宝》一文中，潘汉年提到西安事变前，他在上海遇着杜重远，“开始谈一阵国家大事，一转转到沦陷了的白山黑水，最后就扯到东北三宝，他津津有味向我解释了一阵”；西安事变之后，潘又去西安，与东北籍刘多荃将军及“一位黄埔出身的某参谋”，共聚会于刘的寓所等情节。这些情节为我们研究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的思想、活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诚如潘汉年在《上下古今·题解》中强调的，他在这个专栏下所写的东西，是“中外古今，上空下地的随笔”，内容很多，涉及面很广。但是，在这数十篇文字中间，却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爱憎分明的战斗精神，体现了他博闻强记的横溢才气。与三十年代杂文相比，更多了些思想理论上的深度，隐喻暗讽的“曲笔”，反映了他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和斗争艺术更趋老练。

　　三、香港两年半

　　从1946年夏天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开始，国内局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从一连串的军事攻势中，抢占了东北的四平街、长春等战略要地。9、10月间，又先后占领了张家口、安东和苏北以及山东的大片土地，国共和平谈判之门已被堵死，全面内战的幕布已被拉开。在这种情况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一面在南京、上海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阴谋，一面做好应变和撤退的准备，周密细致地部署好国统区的各项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和安排，中共在上海和南京的干部大部分转入地下；一部分撤回延安和各解放区；一部分则到香港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周恩来让潘汉年去香港，交给他的任务是：加强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对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参加香港地方党的有关工作方针、政策的研讨和情况汇报等工作。

　　10月30日，潘汉年与他的“老搭档”夏衍一起飞抵香港。潘汉年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离开香港后，至今已整整5年了。在这5年里，香港曾被日军占领了3年8个月。日本投降后，它又恢复了英国殖民地的地位。作为一个“自由港”，它容纳了各种势力和各类人物。除英国的殖民统治机构外，还有美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有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在国统区无法活动的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各种团体、组织。中共在香港的工作自抗战胜利之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潘汉年等奉命来港，正是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

　　到香港之后，潘汉年即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林平、饶章风、连贯等接上了关系。翌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国统区党组织，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潘汉年被任命为香港分局成员，主要负责同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的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1947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国民党统治的迅速崩溃，留在国统区的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从内地、上海陆续撤退到香港。他们纷纷向中共靠拢，希望取得与中共的合作，取得中共的支持与帮助。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一些达官显贵，以及国统区一些富商大贾，也开始流亡香港，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为自己留条后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各类特工机关，更加紧了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用恫吓、绑架，甚至暗杀的手段，对民主爱国人士进行打击、报复，阻止他们靠拢人民的正义行动。

　　香港的局势越来越复杂了，这对潘汉年的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

　　对转移到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尤其是对其中的主要领导人，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在港建立机构、开展活动，是潘汉年的职责。在这期间，潘汉年先后会见了何香凝、李济深、彭泽民、马叙伦、许宝驹、陈此生、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萨空了等人，同他们进行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开展组织活动。在潘汉年的具体指导之下，“民盟”、“民革”、“民进”、“民促”、“九三学社”、“致公党”等，都在香港开过代表大会，并在中共主办的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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