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73)

七三

　　如果说，国民党腐败没落的反动统治早已失掉了人心的话，那么国民党在美国人的支持下积极发动内战则进一步推进了人民的反抗，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潘汉年在“上下古今”中对美国人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拍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人支持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披露；对美帝国主义的虚伪说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驳斥。在《旧调重弹》等杂文中，潘汉年以近代中国血泪斑斑的历史，讽刺了美军霍华德中将鼓吹的美军驻华是为了“保护美人生命财产”的谎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友邦军队开入中华，没有一次不是告诉我们为的是保护友邦人士的生命财产”，霍华德的话，完全是“旧调重弹”，“并无新刺激”。

　　在《骆驼·象·牛》一文中，潘汉年怒斥了美国“盟友”的险恶用心，当他们看见牧童骑牛背，就感到高兴，“居然认为中国前途颇有希望”，潘汉年写道：“美国飞机毫无拘束的飞翔中国天空，美国的坦克、战车、吉普驰骋于中国原野，火箭炮、细菌弹……最新式的杀人武器，正在帮助中国内战的广大土地上发展着，可是中国农民的穿着破烂、赤足肮脏、牧童骑牛背……一切、一切依然如故，所谓‘前途有希望’，是不是把牧童骑牛背的中国，可以升列为埃及、暹罗一般游览风景区？”在《笑话两则》、《美化之路》等文中，潘汉年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干涉、文化侵略和经济渗透以及借“门户开放”之名，进行肆意掠夺的种种侵略罪行。在这类文字中，潘汉年还有一首题为《美国兵颂》的打油诗，全诗采用反语形式，每节开头都冠以“美国兵顶好”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是对美军侵略罪行的血泪控诉：

　　美国兵顶好！
　　白白送来这么多飞机，军舰，大炮，
　　又把中国兵一个一个美式武装周到；
　　不听话的军队不投降也得讨饶，
　　将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归不得老巢！

　　美国兵顶好！
　　带来了这么多美国货——精又巧，
　　飞过海关，越过税卡，
　　不用说，价格格外公道，
　　军用罐头，花旗蜜橘；
　　还有数不清的玻璃皮包，
　　山姆大叔真慷慨，
　　不管我们用得了用不了。

　　美国兵顶好！
　　大小吉普卡在中国满地飞跑，
　　可惜咱们马路窄又小，
　　再加上老伯姓走路蠢头蠢脑，
　　每天撞死他几个，
　　教训教训又何必客套？

　　美国侵略者的残忍本质溢于潘汉年的字里行间。

　　在“上下古今”中，潘汉年还用相当多的笔墨，针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摧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在《筱快乐前车之鉴》一文中，潘汉年通过滑稽演员筱快乐“因为根据上海各报刊载的‘怪现象’播唱，不仅失业，还要遭受更惨的遭遇”的风波，揭露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在《非法用刑》一文中，潘汉年通过国民党在南京、无锡一带逮捕了一批所谓中共派遣的“孩子间谍”，其实是对一群苏北难民的孩子所实行的高压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惧怕人民的本质，形容这个政权像一个神经衰弱者那样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当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只是对和平民主的一种反动，并不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偶语弃市，并没有能够挽救旧有的统治；俄国沙皇镇压社会动乱之严密与残暴，制止不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兴起，德意的秘密警察制度的森严和镇压反对派的残酷，终于无法挽救法西斯统治的灭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民不畏死’的地步，无论怎样的重刑杀戮，是没有办法挽救旧有统治的存在。”

　　《左拉时代与闻一多》一文，是潘汉年看了电影《左拉传》之后，联想到闻一多、李公朴之死有感而发所写。文中，潘汉年将“左拉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作比较，认为在“裁赃诬陷、法律的黑暗、权势者的制造舆论、监视盯梢等方面远甚于‘左拉时代’”，“左拉的时代究竟比闻一多时代要好得多”。他写道：“仅仅有一个诗人闻一多，为了民主运动的同道者李公朴被人暗杀，他曾大声疾呼要继承他的遗志，居然相隔未久，他也遭到暗杀，虽然激动了一时舆论，追悼会也开过了，纪念文字也过时了，而今而后，民主、自由的呼声，一若寒蝉，前不见左拉的胜利，后不见李公朴的昭雪，我们只有闻一多倒在血泊里的时代！呜呼，左拉时代何在？”面对这样一个鲜血淋漓的时代，潘汉年告诫读者：要正视现实，要用战斗来抗争黑暗的时代，迎接人类正义时代的诞生，如果一味“妄想左拉的胜利”，“也不过是和尚念经，超度众生的把戏”而已。

　　在“上下古今”中，潘汉年还写了《千古伤心文化人》、《书生薄命原同妾》、《此身只当从军死》等三篇关于文化人的杂文。潘汉年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文化人的种类和特征：“文化人”亦称之为“书生”、“秀才”、“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张生跳墙、后花园私订终身那种一见钟情的书生；有“缺乏严肃斗争意识的知识分子”；有闻一多、李公朴那样“一流人物”造反的秀才。潘认为虽然“昔之书生与今之文化人，似同而又不同”，“伤心”千古并非相同，而“杀人无力求人懒”的特征，“确是不分今古的典型”。他指出，现在许多文化人“伤心”的程度比昔日更为“严重”，他们要想改变“生活奇窘”的状况，就得“上可以做官，下可以当走卒”，这样“伤心二字便与他无缘”。

　　不过，大多数文化人因为“自怨自艾”，并未乞怜于人，而终于被人可怜。他们处在“官”与“民”之间，不上不下，因此两面不讨好，加之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杀人无力求人懒”，所以在社会上“敝屣不如”、“薄命原同妾”，于是乎不得不千古伤心了。这里，潘汉年既对旧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对他们本身的弱点以及“文化人”的种种陋习，给予恳切的批评，并引导他们投身于革命的洪流，鼓励他们“代表大多数的苦难者，勇于揭穿站在那社会尖巅的少数者的假脸具”。当然，潘汉年的用意，更多的还在于对反动派压迫、迫害文化人的暴行进行无情的鞭挞。他尖锐指出，当文化人一旦不用“自怨自艾”代表大多数苦难者，“而勇于面对社会尖巅的少数人作搏斗时”，就会“照顾你、不能放任你，以至最后收拾你”，“现在的闻一多吃子弹，正因为他们已经走出了‘自怜’‘乞怜’的小圈子，于是被忠实于‘国魂’之道的血手所‘照顾’而‘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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