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75)

七五

　　曾任旧金山华侨中学校长、“民革”中央常委的陈其瑗于1947年回港后，准备创办达德学院。中共香港分局支持他的活动。办院之初，急需人手，潘汉年便推荐民主人士杨东莼去担任教育长，又邀请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的梅龚彬来香港，一面在达德学院任教，一面让他帮助李济深搞“民革”活动。梅龚彬是潘汉年的老情报关系，又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通过梅的关系，潘汉年又进一步加强了同“民革”陈此生、“民进”杨东莼等人之间的密切联系。

　　1948年3月，著名记者徐铸成经潘汉年动员，来香港创办“民革”机关报——《文汇报》。潘汉年对此从多方面给予关怀。据徐铸成回忆，《文汇报》创刊前夕，在港的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都写来了题词或祝诗，马叙伦先生还特地写了“文汇报”三字，希望他们改换报头，“一新面目”，这使得徐十分为难，刊出吧，无异自己先涂上一脸红色；不登吧，又实在对不起这些可尊敬的民主斗士。徐铸成只好找潘汉年商量，潘听后，断然说：“千万不能登，对这些先生，由我负责代为解释。我想，他们会原谅的。”《文汇报》开办之初，国民党特务跑来对徐铸成进行威胁、恐吓时，潘汉年鼓励他要“沉着应战，多注意宣传的实际效果”。

　　由于潘汉年工作很忙，不可能经常与徐铸成见面，就派张建良或马季良同他联系，至于对《文汇报》经济上的支持，徐铸成更有深切的体会。他回忆道：“每逢我经济上实在支持不住，濒临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总给我开辟新的生路。比如，在创刊之初，我已感到周转失灵了，他叫马季良同志陪我去拜访李一平先生。李先生原是云南省参议会的副议长，和龙云先生一起被迫下台的。那时他客居香港，对《文汇报》极表同情，由他介绍，龙先生在港的经理人，一次投股二万元，以后又陆续加股，共约四、五万元。《文汇报》得以维持，这是主要的‘续命汤’。还有一次，接近年关，特别是续订白报纸等各项开支，我穷于应付。潘汉年同志请梅龚彬同志连夜赶往澳门，向梅文鼎先生（后为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征募股款一万元，我才得以度过难关。”对《文汇报》是这样，对其他的人和事，潘汉年也一样给予热情关怀和卓有成效的支持。

　　1948年下半年，由章汉夫、许涤新、夏衍等负责的《华商报》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当时不得不靠募捐来维持。潘汉年鼓励新近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原农工民主党成员杨建平，要他在其亲朋好友中为《华商报》捐款，结果得到了较大的收获，解了《华商报》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在这之前，潘汉年还通过胡愈之主持的《南侨日报》，给《华商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募得3万多元（叻币）经费。

　　与民主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积极主动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是潘汉年开展统战工作一个主要办法。

　　从1947年起，潘汉年与中共香港分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定期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大都是两周一次，采取边聚餐边座谈的形式，由中共及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每逢中共主持，座谈会就设在连贯家；逢到“民革”主持，就设在李济深家，逢到“民盟”主持，就在沈钧儒家。座谈会以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统一对美蒋的斗争方针为主，有时也谈一些具体问题，共同讨论研究决定。作为中共代表，潘汉年在参与民主党派活动时，总是态度诚恳，热情谦虚，实事求是，加之他温文尔雅的举止，渊博的学识，透辟的分析，朴实的作风，深受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佩服，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深厚友情和全面合作。

　　在与民主人士合作的过程中，潘汉年也并不是一味迁就，对极少数持错误观点的上层人士，潘汉年则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潘汉年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多了一个朋友，少了一个敌人。对此，马万祺有一段具体的回忆：

　　“我记得有位伍宪子先生，他对蒋有不满，但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亦成见甚深，同时对苏联则更加不满。我的好友林炳炎先生与伍先生友善，林先生则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上层人士。汉年同志曾着我与林先生约伍先生会晤，通过交换意见，希望争取伍先生的合作，惜未有成效。汉年同志事后还向我开导，提出有些人虽然目前未能争取，但向他们讲明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讲清楚党的政策和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的诚意，这样可以使一部分认识不清的人逐渐清醒；目前即使未能改变过来，也可减少一些阻碍力量。”

　　正因为潘汉年在统战工作中既坚持了原则，又注意了方式方法，他以自己的满腔热情，忘我的工作态度，富有魅力的性格特点，特别是与民主人士彼此互相信赖，肝胆相照，甘苦与共，获得了广大民主人士的敬佩和信赖。对此，夏衍回忆说：“1948年冬，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了，连在内地有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

　　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是整个革命链条中既有严格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两个环节。统战工作是以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进行的；而情报工作则是完全隐蔽的。正因为这样，统战工作往往要依靠情报系统才能深入进行；而情报的来源又往往需要通过统战的渠道才能获得。在香港两年半里，潘汉年一手抓统战工作，一手抓情报工作，并将两者有机地协调起来、统一起来，一举两得，成绩斐然。

　　策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起义，是潘汉年将统战、情报工作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的一个成功例子。该委员会是一个管辖着庞大资产的国民党政府的部级机构，经营范围包括全国的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化工、电力、水泥、造纸等。日本投降后，资委会接收了日伪有关企业并改组成立了100个总公司或总机构，生产单位多达1000个，各种员工多达六七十万，其中各类技术管理人才有二、三万人。资委会委员长原为钱昌照，他是江苏常熟人，曾先后求读于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回国后担任过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他和黄郛是连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灏是冤家，和CC系是对头，和宋子文有相当的关系。”抗战胜利后，他受到翁文灏及CC系的排挤和打击，由资委会委员长一变而为顾问，但仍在该委员会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钱的继任先是翁文灏，翁于1948年5月改任行政院长后，则由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孙越琦接任。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