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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二、纵论“上下古今”

  “阳羡处处有洞天,荆溪步步皆胜地。”历史悠久的荆溪河,是宜兴的象征,是宜兴人的骄傲。因此,在阳羡文化群体之内,以荆溪为笔名,或以文会友,或著书立说,或挥毫落纸者,亦不乏其人。潘汉年也有这样的雅兴。

  潘汉年此次重返沪上,应上海《联合日报晚刊》郑禹森的约请,要他不受任何拘束“写一点中外古今、上空下地的随笔”。于是,从1946年9月9日到12月3日,该刊综合版自刊出潘汉年以荆溪的笔名所撰写的开首篇《上下古今·题解》之后,即在“上下古今”的栏目之下,连篇累牍地刊出了他的杂感式的短文,共计44篇之多。

  《联合日报晚刊》是在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即“周公馆”的直接领导之下,以民间报纸的面貌出现的中共在国统区的一块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董必武等对该刊予以经常性的关心、指导。出于该刊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当时国统区严酷的环境之中,加之潘汉年本人又担负党的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样,他就只能化名“荆溪”,只能以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曲笔”,来纵论“上下古今”了。为此,他还在《题解》中申明,他写的“随笔”,“仅仅是在这里想说到的东西,乱七八糟,好比四川人所谓‘摆龙门’,北方人所谓‘闲扯淡’。于世道、人心无关,既不尊孔,也不崇洋,更说不上‘美国作风’、‘海派噱头’,只是无所谓而谓之”。

  果真是“于世道、人心无关”?果真是“无所谓而谓之”?这仅仅是潘汉年的一种巧妙的斗争策略而已。实际上,潘汉年这数十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以其犀利的笔锋、宏伟的气势,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尤其是潘汉年在文中围绕国统区人民最关心的两件相互关联的大事,即政治上的民主与和平,经济上的破产与民生,以事实为依据,揭露了国民党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和罪恶行径;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渴望民主,反对独裁的强烈愿望,“很配读者的胃口”。

  纵论“上下古今”,潘汉年首先把文章做在东北。东北是战后国共两党争夺战略要地的重点,也是能不能真正实现国内和平的焦点之所在。同时,又是他与董慧两人于抗战胜利后共同战斗、生活的地方。从“上下古今”栏目开设之日起连续6天,潘汉年发表了《从东北说起》、《中秋话东北》、《东北究竟还有多少满洲人》、《张学良什么时候回到东北》、《出关见三怪》、《东北三宝》等六篇文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六篇文章中,都是讲的“无关宏旨的东北小事情”,无非是谈天说地,风俗人情。自然,我们从文章中看到了在那白山黑水间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有“冰封千里”的隆冬,有“早穿棉、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的仲秋;看到了那波涛万里的大连湾、郁郁葱葱的兴安岭……在那令人神往迷恋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有无穷的宝藏资源,有遐迩闻名的三宝:人参、貂鼠、乌拉草。

  在讲到这三宝时,作者写道:“这次共产党占领东北若干地方,记得有一种报纸的副刊取名为乌拉草,推其用意,亦以为东北三宝,唯有乌拉草是一般人民的宝物,以示其阶级利益方向所在,故不齿人参、貂鼠,而特别重视乌拉草,惜未见其创刊词,姑作推测之词。”至于讲到东北是个好地方时,作者则有“旧俄沙皇想夺,日本人要占,中国人自己在抢”等议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要独占整个东北,他们依靠美国提供的运输工具,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并攻占了已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地,“方见胜利的东北,今日又变成了内战的战场”。正是在这样一种谈天说地之轻松气氛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作者对东北的热爱,表示了自己反对什么、拥护什么的政治倾向。

  同三十年代一样,潘汉年的杂文具有极强的战斗性。在“上下古今”中,作者以相当多的笔墨,描述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深陷于苦难之中,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悲惨状况。“流亡满月愁填壑,水旱焦心欲问天”,道出了当时人们心灵的哀叹。同时,对国统区的种种黑暗、腐败的丑恶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奇闻怪状,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在9月16日发表的《热河上不上冻?》一文中,潘汉年写道:在敌伪统治以前和统治时期,热河省大部分农村中,十八岁以下的姑娘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并不算奇怪,可以耕种的土地上,大部分栽的是鸦片烟。可是日本投降了,“国军”收复了承德,“热河老百姓头上的天也未翻,地亦未覆,而十八岁以下的大姑娘,还是穿不上一套新裤褂”。

  19日,潘汉年又在《丰收,丰收!》一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宣传粮食大丰收,“军粮无虞”,实在是一种骗局。事实是,“各省农村中饥饿现象愈来愈凶”,湖南零陵县“今日大饥荒之灾民,皆瘦骨嶙峋,形同行尸,彼此相对而行,数步即须互避,否则一经撞碰,即倒地不起”。在《神仙·老虎·狗》一文中,潘汉年揭露了中国“特权阶层统治的社会,上自公卿,下至地痞”那种狗虎仙人物的卑鄙行径和丑恶心理。他写道:“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快乐得像个神仙,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杀气腾腾、凶暴残忍的手段,好比会吃人的老虎。但是强中还有强中手,遇着有恶势力可以制服你的,或者平日豢养你的,以及时运不济,有所求助于人的时候,要驯服得像条狗。”

  在这类文字中,还有《两袖清风》、《身在曹营心在汉》、《“禁”的哲学》、《警犬的嗅觉》、《谨防扒窃》、《贪污古今》、《审奸难》、《从舰艇走私说起》等篇章,将国统区尤其是国民党上层统治的种种黑幕暴露于天下:一位居官多年的中委兼部长,囊金300余万返沪,不20日就“几至用罄,立感拮据”,后将洋房出典,订期3月,典资为4000万元,与月收入还不足二三十万元的普通公务人员相比,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居然博得了“两袖清风”之赞美!南京警察厅明知大批扒手“抵京”,却束手无策,唯有登报发通告,要市民“务须密切注意自己之钱财衣物”。除此而外,还有汉奸审判汉奸的丑闻,警犬冲入理发店误把香水当大烟的笑话,禁而不止的烟赌娼舞,上下其乎的贪污之风,以及陆上的武装走私,天上的航空走私,海上的舰艇走私,等等,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图,成了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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