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52)

五二

　　当然，《救亡日报》毕竟是当时国共合作的产物，作为该报的始作俑者及其两党的主要牵线人，潘汉年与潘公展，都在这份报纸上发表过有关文章，“国共二潘，竞相宣传”，不料事隔20年之后，当潘汉年被打成“内奸”、“反革命”时，有人居然揭发共产党的潘汉年与国民党的潘公展一唱一和，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真是冤哉！枉哉！

　　除《救亡日报》之外，潘汉年还经常与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以及《救亡周刊》、《战时联合旬刊》、《抵抗》、《读书》、《朋友》等抗日救亡的报刊发生联系，指导工作。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据有的学者统计，从1937年8月底至11月，潘汉年至少发表了24篇文章，平均每3天写一篇。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一条全面抗战的路线。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战是全国民众当时最高的利益所在，是全国民众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神圣事业。因此，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使抗日战争成为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但国民党不同，国民党虽然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实行了由不抵抗主义到比较努力抗战的转变，在抗战初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抗战态度，但出于一党一派的私刊，从保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实行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对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作了种种限制，甚至解散群众的抗日团体、解除群众的抗日武装，压制日益高涨的群众抗日怒涛，主张由国民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日。

　　对此，潘汉年在发表的文章中反复说明抗日战争是一场“民众的解放战争”，认为“民众的解放战争，必须有全国民众的参加，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现代战争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力量，必须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来决胜负”，“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它的武器是决不可能具备得像侵略国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单独依靠军事力量来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它只有尽量的把自己的特点，与全民族的政治力量发挥起来，去补救军事上的缺陷”。潘汉年认为，我们与敌人相比，在经济、交通、军事设备等方面，无可讳言是落后的，“然而我们有全民族的民众力量，只要去发动他们，组织他们，信任他们，敌人的优良武器将失去其效力”。但令人遗憾的是，抗战以来，政治动员的基点未能确立，群众动员的基本问题未能解决，其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残余的包办思想与包而不办的现象依然存在着”；“对于动员群众的领导方针，依然停留在消极方面”，“惟恐农工组织发展，不易控制”的观点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不尊重民意，“不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没有重视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政治领导”，没有采取“保障与改善群众生活的最低限度的政治实施办法”，加之贪官污吏的“搜刮、剥削、敲诈……”压抑了群众的积极性，阻止了全民抗战的发动。

　　那么，如何才能发动全国民众投身到“全面抗战”中去呢？怎样才能称得上是“全面抗战”呢？潘汉年认为除实行全国性的军事动员之外，还有下述各项：一是“看政府是否彻底开放群众运动，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许人民有组织一切抗日团体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动组织自己的工会，准许工人在工会中讨论与解决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农民可以自动组织农会，准许农民讨论与解决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利益”。二是“广泛的武装人民，准许他们参加战争”。三是“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收汉奸财产”，“提倡国货，及其他一切有利于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四是实行“减租减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项设施”。五是“对日绝交，确立自动自主的外交路线”，“联合有实际帮助我们抗战到底的一切友好国家，联合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各国人民对我抗战的同情援助”。六是“准许一切抗日救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学生，训练教育抗日救国各种青年干部，及其他战时文化教育”。潘汉年指出，只有实现上述各项，方能称为“全面抗战”，方能“完成抗战的彻底胜利”。这些论述，体现了中共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的精神实质。对于上海各界人民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潘汉年的这些政论文章，还敏锐地涉及了当时有关抗战的一些重大问题，因而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针对抗战初期，群众需要认清形势，认识全面抗战的必要性和抗战能否取得胜利等问题，潘汉年在《九·一八六周年纪念》、《从辛亥以来的抗日运动到今年的全民抗战》、《动员民众保障抗战的胜利》等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华民族面对日本疯狂的侵华战争，已“在和平团结的基础上，正展开举国一致抗日救国，进行全民抗战的民族解放的战争，来回答日寇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潘汉年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全国不分党派，集中国力，铲除汉奸，在坚决拥护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下，全面的展开‘给打击者以打击’的抗战”，以中华民族坚强的“抗日意识”和英勇的“抗日战意”，“更加巩固的团结，动员组织全国的力量，以‘牺牲到底’的决心”，在全世界面前，“表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些言论，帮助群众认识到全面抗战的必要性和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针对抗战初期一些人所存在的“唯武力的抗战观”，潘汉年在《动员民众保障抗战的胜利》等文章中，反复说明唯武力论是没有根据的，完全应该加以纠正。“自然，我们不否认武力的重要，我们没有武力就根本谈不上抗战”，“可是我们的抗战，并不要等到飞机大炮的数量超过敌人的或与敌人相等的时候才发动，也不要把全部抗战的责任摆在军队的肩膀上”。“因为我们的抗战力量，除了飞机大炮外，还有将士的敌忾同仇心来运用胜算的战术与战略，除了军队，还有无数的民众，但是唯武器论者看不见这些，看不见那蕴藏着的伟大力量。”潘汉年以抗战的实绩为例，证明敌人炮火并不足怕，“因为敌人师出无名，兵不愿战，虽有优越的武器，决不能抵挡我迎弹抗战的雄师”。

　　8月下旬，当抗战获得小胜时，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轻敌的思潮。潘汉年即著文指出：“我们目前在军事上看，虽然抵住了敌人的进攻，但决不能轻敌。我们唯一的力量，只有持久抗战的决心，因此不能不积极地广泛地开展民众运动，和军事行动配合起来。”潘汉年认为，对抗战的整个形势要作冷静的分析，虽然“前线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捷报频传，但是后方的民众运动显然还没有和军事行动配合着并进”，在这种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暂时胜利，也是很可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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