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53)

五三

　　10月间，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主要讨论解决中日战争问题，国民党当局寄希望于英美等西方列强，幻想利用这次会议“对暴日有一手严厉的制裁”，以结束日本的侵华战争。对此，潘汉年发表了《提高民族的警觉性》、《艰苦的任务》等文章，警告那些“热望九国公约会议的同胞们”，不要被那种“似云似雾”的“停战妥协”的“不良空气”所迷惑，要“提高民族的警觉性”，要认识到“这次抗战，是我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不是战胜残暴的侵略者，便是侵略者消灭了我们，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绝对不可抱任何幻想，“坚决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

　　潘汉年的这些政论文，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既坚持了爱憎分明的原则立场，又十分讲究斗争的策略。对敌人，对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卖国贼，潘汉年将笔作为匕首和投枪，对其进行无情鞭挞和严厉谴责。在《辛亥以来的抗日运动到今年的全民抗战》一文中，潘汉年指出，“二十六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与侵略，难道还不明显的表现出穷凶极恶的对于中华民族的领土掠夺破坏行政主权的完整、并吞全中国的毒计吗？”

　　在其他文章里，潘汉年常常用“暴日”、“日寇”、“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野蛮残暴的军事侵略”、“狼心狗肺的汉奸卖国贼”、“罪当处死的汉奸”等字眼谴责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对友军、对蒋介石政府，则提出善意的批评建议，如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以正面阐述中共的全面抗战路线，来否认国民党的片面路线；以建议对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动员，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等来批评国民党包办抗日和包而不办的错误做法；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抗战初期提出的一些正确口号，多次引用于文章之中，表示拥护；对于广大民众，则给予恳切的宣传教育，促其觉悟，引导他们投身于民族战争，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对于自己的军队——抗战中的八路军，潘汉年则给予充分的肯定。

　　1937年11月，他在《良友画报》第131期上发表了《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介绍了八路军开入山西抗战，“由于他们将士的英勇善战，已经好几次给了暴敌严重打击，特别是平型关一役，胜利的转变了晋北的战局”。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一鸣惊人？”潘汉年指出，“八路军虽无神秘可言，确有出奇之处的原因”。潘汉年总结了八路军的三个特点：“（一）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的政治自觉；（二）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三）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此外，他们还“经常的运用那有系统而严密深入的政治工作”，“形成了这样一支精锐的无数不怕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采取持久的攻势防御运动战”，特别是发动广大群众，“武装他们，在敌人的两侧翼和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等等。这是中共在国统区最早最全面宣传八路军的一篇文章。

　　潘汉年对八路军的宣传，还有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争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援助。当时，他以“八办”主任的身份，不仅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的帮助，向上海各界募集了大批物资，支援八路军，甚至把工作做到了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那里抗战后，杜月笙出任国民党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1937年10月28日，潘汉年以“八办”主任的名义，致函杜月笙，说明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迭予日寇重创”，但因为“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捐赠防毒面具一事。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将价值1．6万元的1000具刚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将士使用。会后，主席团通过后援会下属的技术委员会和慰劳委员会共同承办此事，具体落实。

　　正是在两办主任期间，潘汉年战斗在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线，把宣传教育工作、上层统战工作和对国民的团结争取工作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不仅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阵地，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而且有效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赢得了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五、撤离“孤岛”

　　正当潘汉年为国共合作奔波，为民族抗战呐喊，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之际，淞沪战场战局迅速发生逆转。1937年11月初，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使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完全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8日晚，松江陷入敌手，三天之后，11月11日午夜，浦东和南市守军奉命撤退。12日，上海市除租界外全部沦陷。

　　被时人称之为“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包括北自苏州河，南至肇嘉浜，东临黄浦江，西靠法华路（今新华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法租界和大部分公共租界地区。尽管日本侵略者对此地早已垂涎三尺，但碍于当时日本政府尚未向英美法各国宣战，暂时还不便贸然进兵。由于上述地区的四周，已全部落入敌人的魔爪，租界成了一座“孤岛”。直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政府公开向英美等国宣战，租界才被日军占领，“孤岛也一并成为沦陷区了”。早在上海沦陷之前，潘汉年及其领导的八路军上海办事处，就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

　　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等著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经潘汉年及八路军办事处一手经办的。关于这一段经历，夏衍曾经作了如下的叙述：“就在上海沦陷这一天，潘汉年要我到办事处去，他和刘少文一起，正在和沙千里、胡子婴，还有两位救国会的朋友谈话，我参加了进去。只听得胡子婴在说：‘目标最大的，是沈老（钧儒）和韬奋，日本人和汉奸是会下毒手的。’他们分明是在讨论头面人物从上海撤退的问题。因此，我也补了一句：‘郭沫若是日本回来的，目标也不小。’刘少文拿来了前一天的《新闻报》查了一下到香港的客轮班期。从上海去香港的船，几乎每天都有，为了保险一点，觉得法国邮船公司的‘皇后号’比较适当，这是条三万吨的豪华客轮，定于27日启航。于是汉年立刻就决定赶快去订船票，让韬奋、沫若和他们的陪同人员先走。接着，汉年对沙千里和胡子婴说，救国会方面要撤退的人，请你们两位和愈之商量，先决定名单，然后分批撤退。沙千里站起身来了，胡子婴忽然想起似的说，还有一位马老先生、马相伯，前几天我去看过他，他说已经决定经广西去安南，要我顺便告诉你。他们走了之后，我把和潘公展的谈话及我们的准备工作告诉了他，汉年说：‘沫若得先走，但让他一个人去香港也不好，你们的先遣队（指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也赶快走吧。年轻人，坐小一点船也不要紧。’我问：‘你们这个办事处还能……’，他笑了：‘当然办不下去了，不过我们可以名亡实存，今后由少文负责。’刘少文接着说：‘这个地方当然不行了，他走后，我们就撤离。’我问汉年：‘我什么时候走？’他说：‘等上面决定了，我打电话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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