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传奇(51)

五一

　　为适应上海对敌斗争的需要，原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旋即改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开展公开的对外活动。这时，办事处的机关也从爱文义路（北京西路）移至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多福里21号。

　　“八办”成立之初，由李克农任主任，刘少文任秘书长。9月间，李克农调往南京办事处工作，潘汉年接任“八办”主任，刘少文仍任秘书长。除主任和秘书长之外，工作人员先后有向枫、孟进、柴子良、吴近芳、张纪恩、王维新等，他们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将“八办”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七·七”事变之后，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以上海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与刘晓决定把党的重建与领导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起来，使党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基础在广泛的群众救亡活动中不断扩大。7月中旬，首先在三人团下设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和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工委”由书记林枫和委员吴仲超、马纯古3人组成，领导各产业部门的秘密党团和支部；“群委”由王尧山任书记，沙文汉、王翰、王洞若、陈修良、彭柏山为委员，主要联系职业、文化、教育、学生、妇女界支部干事会和各界救国会秘密党团，加强对各界群众救亡团体的领导。由于特殊的斗争环境，“八办”与上海地下党在组织上属两个系统，在具体工作中前者可以公开或半公开，后者则完全处于隐蔽状态。于是，依靠了“八办”与“群委”，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健康地发展，而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在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了恢复和重建。

　　抗战初期，上海幸存下来的正式党员不过数十人。但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被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潘汉年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他们的情况后，经与国民党谈判交涉，使大多数关押的同志获释。许多同志出狱后，首先找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经过“八办”的审查，然后按需要分配，一部分转给刘晓，使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大为增强；还有一些同志则被送去延安或内地领导革命斗争。如潘汉年的堂兄潘梓年就是他通过与张冲的交涉，由张的秘书作保被释放的。后潘梓年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放弃了到革命根据地去的要求，与章汉夫等负责创办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并担任该报的社长。

　　正是经过潘汉年、刘晓等共同努力，1937年11月初，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正式成立。刘晓任书记，潘汉年任副书记，旋即由刘长胜继之，潘专任“八办”主任。委员为王尧山、沙文汉、张爱萍、刘宁一等。不久，又先后成立了军事运动、工人运动、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基督教学校学生运动、教育界运动、文化界运动委员会，以及妇女工作、难民工作、近郊区工作、情报工作委员会，开辟了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新局面。

　　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保证了党和上海各界群众的密切联系，促进和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健康发展，为日后上海革命斗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潘汉年在这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也已载入了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

　　四、《救亡日报》的开张

　　根据7月8日周恩来关于“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的指示精神，潘汉年与刘晓等决定将原有的救国会及其所属文化界各团体，扩大改组为救亡协会。

　　1937年7月28日，在潘汉年及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潘汉年与宋庆龄、蔡元培、胡愈之、张志让等83人被推选为理事。以“文协”的成立为起点，各界救亡团体如“职协”（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银联”（上海银钱业工余联谊会）、“华联”（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海员同人俱乐部”等相继成立。群众救亡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

　　为了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拓展到更加广阔的领域，潘汉年利用“八办”主任的合法身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救亡日报》的开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文协”成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即通过该会宣传部长、共产党员汪光焕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提出出版《救亡日报》，但上海市党部始而拒绝，继而提出国共合作。对于国共合作，潘汉年表示同意，并就此事与潘公展进行了具体磋商。

　　潘公展此人，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亲信人物，国民党CC系骨干分子。抗战初期，潘公展担任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主管文化工作。因此，上海市“文协”成立时，潘也为83位理事之一。

　　为了保证《救亡日报》既能公开合法地出版，又不被国民党所包办，潘汉年在与潘公展见面之前，着重考虑了该报的人事安排，他与夏衍等商量后，决定由郭沫若出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并将这一打算向郭沫若交了底。

　　8月上旬，潘汉年约了郭沫若、夏衍一同前往浦东大楼潘公展的办公室。按照夏衍的说法，这是10年来国共两党在上海这个地方“第一次公开对话”。双方见面后，潘公展主动提出请郭沫若担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尽管潘公展对郭沫若的政治倾向了如指掌，《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著名的讨蒋檄文，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恐怕没有一个没有看过。因此，当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上海文化界在南市开会欢迎郭沫若的时候，潘公展还指使一些流氓特务前往捣乱。但此时，潘公展也看到国共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而郭沫若任社长，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的事。因而他想先发制人，提出由郭沫若任社长。接着，潘公展提出，既然是国共合作办报，就应该有两位总编辑，两位编辑部主任，经费由双方负责，并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具体人选。潘汉年知道潘公展的用意，为了避免报社的领导权为国民党所掌握，便提出既然双方都已推举郭沫若任社长，那么有关报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应由社长决定。

　　潘汉年这一意见合情合理，潘公展只好表示同意。当时，国民党派往《救亡日报》的有樊仲云、汪馥泉、周寒梅等人。樊与夏衍相识，他不是潘公展的嫡系，也不是有经验的反共分子。因此，他对报纸几乎是不负责任的，只在出版后几天每晚八、九点钟到编辑部来走一走，就算完成了任务。由于樊对抗战缺乏信心，此后追随汪精卫，落水当了汉奸。汪馥泉则是夏衍的中学同学，此人没有多少政治见解，但每天来办公，“要求供应他来回的车票，要求给他点香烟和茶叶等等”，夏衍他们都破例满足了他的要求。至于周寒梅，夏衍称他是一个“进行破坏的幕后人物”。他每天早晨到报社一次，向报贩收报费，然后对夏衍说，今天销了多少份，卖了多少钱，这样办下去肯定会赔本等等，对夏衍他们进行威胁。但夏衍他们并不气馁，因为报社大部分编辑、记者、工作人员，都是郭沫若和夏衍以及“文协”宣传部根据潘汉年的意图协商选定的。这就从事实上打破了潘公展意欲通过合作办报的途径左右《救亡日报》的企图，使报纸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这样，《救亡日报》也就成了中共首次在国统区获得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宣传阵地，成了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舆论喉舌。该报的编辑、撰稿人是当时云集沪上的文化、教育、新闻、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增强了报纸的社会影响力，深受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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