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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粉碎敌人的“扫荡”,不仅要着眼于“扫荡”来临之际,更要着眼于平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就多次强调:部队在一个地方驻下来,一定要准备战场。我们根据这个经验,在晋察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平时就认真进行了战场建设,搞好作战准备。对地形的勘察,是各级指挥员和作战、侦察部门平时的任务之一。各指挥机关、战斗部队一般都能做到行军不找向导,作战不靠地图,即使在狂风暴雨之夜,也不致迷失方向。粮食、弹药、鞋子、药品等的分散贮存,使长期反“扫荡”分散活动的部队,到处可以获得补给。

  我们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通信情报网,它是由军区统一规划,由各军分区分别建立管理的,并在群众中扎了根,广大群众都是我们可靠的情报员。敌人开始在铁路周围屯积粮食了,情报立刻送到了我们手里,就可以根据敌人屯积粮食的多少,来判断这个“扫荡”的规模。粮食屯积得愈多,规模就愈大,我们就据此作出反“扫荡”的部署。边区四通八达的电话线,特别是战时的秘密电话线,保证了我们在反“扫荡”战斗中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指挥部队,同敌周旋,寻找机会打击敌人。敌人呢,向导找不到,道路不熟,它只能象瞎子和聋子一样,陷在我们设置好的重重泥潭之中。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危险?有没有出现过极为紧张的局面呢?危险和紧张还是有的,这就是,一九四一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对北岳区大规模“扫荡”的那一次。

  一九四〇年九月,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宣布成立。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爆发。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急欲肃清我军,以便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军在中条山战役中,又击溃了国民党军队二十多万人,能抽调部分兵力用于华北敌后作战。这样,向我举行空前规模“扫荡”的形势,就越来越迫近了。此时,敌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的失败被撤职,由冈村宁次继任总司令。这个被称为“日本军阀三杰之一”的冈村宁次,曾是屠杀我东北同胞的有名刽子手,他到华北一上任,便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对各根据地实行野蛮残酷的“三光政策”。他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立刻集中了五个师团、六个混成旅团,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七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在“扫荡”之前,冈村宁次做了周密的部署,在根据地边缘地区挖封锁沟,设封锁线,筑碉堡,建据点,不断以小的“扫荡”进行分割、封锁、蚕食。

  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军区在七月下旬发出了反“扫荡”的训令,要求全区部队进行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冈村宁次组织这次大“扫荡”,主要企图是消灭边区和各分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铁壁合围”、“梳蓖式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术,分三个步骤“扫荡”北岳区。第一步,是分进合击,妄图将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合围于长城两侧加以歼灭。结果,因我主力转移,机关疏散,敌人除了困惑与疲劳之外,什么也没有捞到。第一步扑空之后,敌人便展开了第二步,对北岳区进行全面的“分区扫荡”,结果遭到我外线部队与内线部队的夹击,伤亡惨重。敌人的两步如意算盘破产之后,便开始了第三步,以重兵向边区的中心分进合击,企图聚歼我们的领导机关和主力。我们遇险,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反“扫荡”一开始,军区领导机关没有离开中心区,这一方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一方面也为了吸引敌人,好让我们的主力和各分区的部队,跳到外线去自由地打击敌人。我们只是命令一分区派出一团(缺一个营),由团政委陈海涵、副团长宋玉琳、团参谋长晨光同志率领(团长邱蔚同志当时因病没来),到军区机关所在地,保护机关的安全。在这次反“扫荡”中,这个团一直跟着军区机关行动。

  到八月下旬,当敌人把主要目标指向中心区的时候,我便带着军区机关,由娘子神朝西南方向转移。我们到达阜平西北马驹石村时,刚通知部队宿营,敌人的飞机发现了目标,立刻进行空袭,炸伤了几个同志,司令部副官长刘显宜同志也受了伤。当时,敌人把大大小小的道路都封锁了,冈村宁次还搞了一些鬼把戏,伪装撤退呀,空投假命令呀,制造种种错觉,企图迷惑我们,聚而歼之。我原计划带领军区机关南渡沙河,跳到敌人的包围圈外面去;刚过沙河,使遇上了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队伍,原来敌人在沙河以南一线设下了层层包围圈。我马上决定,由军区机关保护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再折向沙河以北。到达沙河北面的雷堡(当时名雷部)时,又碰上转移到这里的边区政府机关。过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又发现了我们,开始连续轰炸,情况显得非常紧张。

  雷堡在阜平以北三十里,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个时候,侦察员的报告,情报站的电话记录,一个接一个地送到我手里。东面,敌人已经到达距雷堡十里的柏崖;西面,敌人已占领安子岭,距雷堡不足二十里;北线敌人,已进到与雷堡仅一山之隔的段家庄;南面的敌人,也到了马棚、温塘一线。我们处在了一个东西南北都陷入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里。如果只是军区机关,应付这种严重的情况,问题不是很大。可是,眼前有边区政府、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分局党校、抗大二分校、北岳区党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一万人,都是后方机关人员,而且带有许多行装马匹。打不好打,你一打响,各路的敌人会立刻靠拢过来;走也不好走,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怎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去呢!原地不动?一旦受到敌人的合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的飞机怎么总跟踪我们呢?马驹石第一次被炸,雷堡第二次被炸,敌人对我们的行踪捕捉得为什么这样准呢?“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不由得使我猛醒。唉呀!恐怕问题就出在电台上。司令部的几部电台,始终同各分区保持着联系,特别是有一个台,是专门同延安联络的。敌人很可能熟悉了我们的呼号,知道这是军区首脑机关的电台,测定了我们电台的方位,准确地找到了我们的位置,然后它的飞机就来轰炸,部队就尾随我们进行合击。

  想到这里,我立刻把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同志找来,向他交代说:“敌人很可能通过无线电测向,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给它来一个将计就计,帮助敌人坚定合击的决心。军区电台很快要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小分队、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罗文坊立时明白了我的意图,他说:“给敌人继续留个空中目标,造成错觉,要它向我们几十个人合击,继续把它们拖住。”我说:“正是这样。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他的合击扑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不能叫它追上你们。”罗文坊率领五十人组成的小分队,带着电台到台峪去了。入夜之后,我们这支近万人的队伍,悄悄开始穿插,擦着段家庄的南山脚,在离敌人不足一里路的空隙中,从它眼皮底下,秘密迅速地向西运动。

  罗文坊带领的小分队,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敌人的飞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各路敌军也以进攻作战队形,向台峪逼近。我们一夜插出八十里路,中间经过阜平西北角的丁家庄,就是我们从原平开往平型关时经过的那个村庄。两次经过这个村庄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在这里,我下达了军区电台停止对外联络的命令,然后继续前插,到达常家渠。那天正是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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