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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


  当然,这两个小孩子,根本不同于解除武装的俘虏。小孩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八路军决不搞日本侵略军那一套。日本法西斯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的群众,孩子、婴儿也不能幸免。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被俘士兵我们绝不伤害,对日本人民我们不仅不伤害,还要尽最大力量给予爱护和照顾。

  我写的这封信没有加封,不管你高级军官理不理,反正要经过你下层人员的传递,他们总可以看到。这些下层人员同军阀、战犯是不同的,好多人是强征来的工人、农民。我记得,晋察冀军区俘虏过一个叫中西的日本兵,他被俘后要求留在我们这里,我同他谈过话。我问他,你不回去,想做些什么呢?他说,随便分配我做点什么工作都行。那个时候,我们部队还缺乏使用日本掷弹筒的经验,缴获的大批掷弹筒,不能及时用上,中西就担任了这方面的教官,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掷弹筒。后来,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的越来越多,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这些人在我方多数表现很好,很能吃苦,作战勇敢,没发现有逃跑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这些人回到日本,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所以说,日军中间,并不是不可以做工作的,应该大力地开展工作。

  我们将两个小女孩送交给日军后,他们还回了信,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之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一九八〇年,报纸上发表了姚远方同志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在中国,在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在我们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美穗子这件事,对中日友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日本人民很受感动。那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得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非常感慨。他们说,八路军拯救日本小姑娘这件事,更使他们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表示要道歉,要感谢,赞扬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我收到了一大批来自日本各地的电报和书信。这些信电来自日本各地,北起北海道,南到九州,有的是请美穗子带来的,有的是直接寄来的,有的还送来了礼物。日本旧军人的一个组织也送来了信和礼物,还称我是什么“活菩萨”。

  美穗子及其全家来我国探望的时候,我接见了他们。美穗子很激动,热泪盈眶,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她讲,这件事,不只是我一个人会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是我们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美穗子说,她这次由日本来中国,北海道的渔民托她带来一盒干贝,表示对中国人民的祝愿。她还说,当年参加过正太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我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今天的美穗子,纯朴善良,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没有想到,百团大战中这个小小的“插曲”,四十年后,竟成了中日人民友好的佳话。

  ※第十五章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

  §“铁壁合围”的破产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这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同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四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趁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比起抗战初期,敌后的斗争,是更加紧张、复杂、剧烈、残酷了。这一时期,我们同敌人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扫荡”与反“扫荡”的殊死搏斗。

  从晋察冀根据地创立开始,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地区从未得到过安宁,它对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也从未停止过。在同敌人几年血成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进行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有了对付和打击它的办法。这里,我简略地谈一谈。

  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准备。要增加兵力,要屯积粮食,要部署军队,还要抓许多的民快,为它承担给养运输。它要搞小的“扫荡”,还容易些,大的“扫荡”,就不能经常搞。冬天,它怕冷,出动比较少一些;夏天,有青纱帐,我军以此为掩护,它有顾虑。它的“扫荡”,一般以春秋两季为多,更多的是在九月到十月间。它选择这个时机,一来青纱帐已倒,便于搜寻我军踪迹,二来庄稼刚刚收获,便于抢掠粮食。我们掌握了敌人“扫荡”的规律,并不感到怎么紧张。那时,我们规定五月一日发单衣,九月一日发棉衣。其实,九月初还不需要穿棉衣,为什么提前发?就是为了应付敌人的“扫荡”。部队换装的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最初还是为应付敌人的“扫荡”安排的。

  敌人要进行大的“扫荡”,就要深入根据地的腹地,这样,它的兵力补充和给养供应,就很难解决。这就决定了它“扫荡”的时间不能很长,顶多两三个月。如果再持续下去,供应线就不灵了。况且,天气越来越冷,很不利于它的作战。我们抓住敌人不能持久这个弱点,每逢它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同它周旋,顶多几个月嘛,无非是搞一次大旅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经常对同志们回忆说,抗战期间,虽然处在敌人四面围困的环境中,条件很艰苦,但是,我的心情始终不感到紧张和焦虑。因为,我们同敌人打交道多了,知道它的“扫荡”没有什么了不起。

  敌人的“扫荡”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寻找我们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特别是军区司令部指挥机关。既然敌人有它“扫荡”的重点,我们的反“扫荡”也有防御的重点。我们的首脑机关要尽量精干灵活,要学会能走,“走”就是防御。不能设一个什么阵地,在那里固守。有人觉得游击战争不存在防御问题,不是的!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走,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问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你要能安全地走出去,并不是容易的事。要寻找敌人的空隙,要善于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穿来穿去,要看准了才走。你爬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你追到这边来了,我又转到那边去了;同敌人“捉迷藏”,始终同它保持一段距离。万万不能朝敌人张开的口袋里钻,那是要吃大亏的。游击军的司令员王溥就是钻进了敌人的口袋,损失很大。当时,日本侵略军机械化部队也不多,即使是机械化部队,或者骑兵,在我们所处的山岳丘陵地区是很难展开的。所以,它也得靠两只脚走。它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它一般是白天来,我们把情报搞准了,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走,反而拖得敌人疲惫不堪。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同敌人硬拚。硬拚,是对付敌人“扫荡”的一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从未同敌人直接遭遇过。每次反“扫荡”,边区党政民机关团体都是随我们一起走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带着那么多人,不便于同敌人打,一打就要遭受重大的伤亡。所以,必须避免硬拚,要及时撤退,及时转移。敌人挖空心思捕捉领导机关的目标,每次都扑空了。有一次,他们朝寨北的目标“扫荡”,我们早转移了。敌人一气之下,把部队修的厕所也烧了个净光,可见恨我们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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