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92)

九二

　　当然，这两个小孩子，根本不同于解除武装的俘虏。小孩子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八路军决不搞日本侵略军那一套。日本法西斯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不知杀害了我们多少无辜的群众，孩子、婴儿也不能幸免。惨无人道到了极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被俘士兵我们绝不伤害，对日本人民我们不仅不伤害，还要尽最大力量给予爱护和照顾。

　　我写的这封信没有加封，不管你高级军官理不理，反正要经过你下层人员的传递，他们总可以看到。这些下层人员同军阀、战犯是不同的，好多人是强征来的工人、农民。我记得，晋察冀军区俘虏过一个叫中西的日本兵，他被俘后要求留在我们这里，我同他谈过话。我问他，你不回去，想做些什么呢？他说，随便分配我做点什么工作都行。那个时候，我们部队还缺乏使用日本掷弹筒的经验，缴获的大批掷弹筒，不能及时用上，中西就担任了这方面的教官，教八路军战士使用掷弹筒。后来，被俘日军士兵愿意留下的越来越多，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反战同盟”支部。这些人在我方多数表现很好，很能吃苦，作战勇敢，没发现有逃跑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这些人回到日本，不少人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所以说，日军中间，并不是不可以做工作的，应该大力地开展工作。

　　我们将两个小女孩送交给日军后，他们还回了信，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自从送走了两个孩子之后，这些年来，每逢想起这件事，还常常为她们担心。烽烟四起，兵荒马乱，不知两个小姑娘当时是否安全回国了。一九八〇年，报纸上发表了姚远方同志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报道，在中国，在日本，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日本的《读卖新闻》社记者经过认真仔细地查找，在九州找到了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现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与丈夫经营着一家小杂货铺。她那受伤的小妹妹，在我们送回以后，死在石家庄的医院里。

　　美穗子这件事，对中日友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日本人民很受感动。那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旧军人，得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非常感慨。他们说，八路军拯救日本小姑娘这件事，更使他们认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表示要道歉，要感谢，赞扬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我收到了一大批来自日本各地的电报和书信。这些信电来自日本各地，北起北海道，南到九州，有的是请美穗子带来的，有的是直接寄来的，有的还送来了礼物。日本旧军人的一个组织也送来了信和礼物，还称我是什么“活菩萨”。

　　美穗子及其全家来我国探望的时候，我接见了他们。美穗子很激动，热泪盈眶，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她讲，这件事，不只是我一个人会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都会这样做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是我们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美穗子说，她这次由日本来中国，北海道的渔民托她带来一盒干贝，表示对中国人民的祝愿。她还说，当年参加过正太路作战的日本旧军人再三向她表示，他们对不起中国人民，非常抱歉。我回答说，让我们化干戈为玉帛吧，日本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永不兵戎相见。

　　今天的美穗子，纯朴善良，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没有想到，百团大战中这个小小的“插曲”，四十年后，竟成了中日人民友好的佳话。

　　※第十五章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

　　§“铁壁合围”的破产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这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同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四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趁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比起抗战初期，敌后的斗争，是更加紧张、复杂、剧烈、残酷了。这一时期，我们同敌人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扫荡”与反“扫荡”的殊死搏斗。

　　从晋察冀根据地创立开始，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地区从未得到过安宁，它对根据地的进攻和“扫荡”，也从未停止过。在同敌人几年血成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积累了进行反“扫荡”斗争的经验，有了对付和打击它的办法。这里，我简略地谈一谈。

　　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并不那么容易，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准备。要增加兵力，要屯积粮食，要部署军队，还要抓许多的民快，为它承担给养运输。它要搞小的“扫荡”，还容易些，大的“扫荡”，就不能经常搞。冬天，它怕冷，出动比较少一些；夏天，有青纱帐，我军以此为掩护，它有顾虑。它的“扫荡”，一般以春秋两季为多，更多的是在九月到十月间。它选择这个时机，一来青纱帐已倒，便于搜寻我军踪迹，二来庄稼刚刚收获，便于抢掠粮食。我们掌握了敌人“扫荡”的规律，并不感到怎么紧张。那时，我们规定五月一日发单衣，九月一日发棉衣。其实，九月初还不需要穿棉衣，为什么提前发？就是为了应付敌人的“扫荡”。部队换装的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最初还是为应付敌人的“扫荡”安排的。

　　敌人要进行大的“扫荡”，就要深入根据地的腹地，这样，它的兵力补充和给养供应，就很难解决。这就决定了它“扫荡”的时间不能很长，顶多两三个月。如果再持续下去，供应线就不灵了。况且，天气越来越冷，很不利于它的作战。我们抓住敌人不能持久这个弱点，每逢它进行大规模“扫荡”，我们就同它周旋，顶多几个月嘛，无非是搞一次大旅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经常对同志们回忆说，抗战期间，虽然处在敌人四面围困的环境中，条件很艰苦，但是，我的心情始终不感到紧张和焦虑。因为，我们同敌人打交道多了，知道它的“扫荡”没有什么了不起。

　　敌人的“扫荡”是有重点的，重点就是寻找我们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和主力部队，特别是军区司令部指挥机关。既然敌人有它“扫荡”的重点，我们的反“扫荡”也有防御的重点。我们的首脑机关要尽量精干灵活，要学会能走，“走”就是防御。不能设一个什么阵地，在那里固守。有人觉得游击战争不存在防御问题，不是的！游击战争的防御就是走。走，是一个很有艺术性的问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你要能安全地走出去，并不是容易的事。要寻找敌人的空隙，要善于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穿来穿去，要看准了才走。你爬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你追到这边来了，我又转到那边去了；同敌人“捉迷藏”，始终同它保持一段距离。万万不能朝敌人张开的口袋里钻，那是要吃大亏的。游击军的司令员王溥就是钻进了敌人的口袋，损失很大。当时，日本侵略军机械化部队也不多，即使是机械化部队，或者骑兵，在我们所处的山岳丘陵地区是很难展开的。所以，它也得靠两只脚走。它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它一般是白天来，我们把情报搞准了，白天隐蔽休息，晚上走，反而拖得敌人疲惫不堪。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同敌人硬拚。硬拚，是对付敌人“扫荡”的一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从未同敌人直接遭遇过。每次反“扫荡”，边区党政民机关团体都是随我们一起走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带着那么多人，不便于同敌人打，一打就要遭受重大的伤亡。所以，必须避免硬拚，要及时撤退，及时转移。敌人挖空心思捕捉领导机关的目标，每次都扑空了。有一次，他们朝寨北的目标“扫荡”，我们早转移了。敌人一气之下，把部队修的厕所也烧了个净光，可见恨我们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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