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94)

九四

　　常家渠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它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东西大道，但村庄隐蔽在山沟里，四周山山相连，道路不熟的人很难进来。这条山沟，两面的大山很高，中间仅露着一线天空，敌人的飞机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我们就在常家渠隐蔽下来，等待时机。这是敌人没有料想到的。

　　为了不再暴露目标，我命令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不准回答。因为，敌人虽在台峪造成错觉，但情况仍然是严重的，我们依然没有跳出约有两万敌军的合击包围圈，集结在阜平至五台大道上的敌人主力，距我们隐蔽的常家渠仅十里路。日军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有时同我们的哨兵只隔一个山头，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

　　这么一条小山沟，仅有几户人家，不说别的，近万人的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多亏我们平时的工作做得扎实，老百姓把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热情地对我们说：“山沟里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同志们尽管吃。”结果，山坡上的地瓜、南瓜、生玉米，都成了我们的食粮。各单位给老百姓留下了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之后，由政府归还。

　　在严重的敌情面前，我们不能久拖不动。因为，军区的电台停止对外联络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各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呼叫。敌人的北平电台广播说，“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英武的皇空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三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出现了”。我知道，中央和总部关心着我们的处境，各分区也要及早联系上，常家渠不能久呆，需要迅速跳出包围圈。事后，我才知道，那几天，因为延安电台呼叫不到我们，中央很焦急，总部也很着急。这么大规模的“扫荡”，搞不清我们的情况，很担心啊！延安还派了一个电台主任带着密码，出发来寻找我们，中央还发出电报，要总部和晋冀鲁豫方面支援我们。由于我们及时摆脱了敌人，他们的行动也就停止了。

　　为了迅速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在常家渠，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为使以后行动轻便灵活，各机关学校分散行动，部队进一步轻装，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领导同志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人员均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动。军区机关仍按原来的计划，转向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

　　九月五日黄昏，部队从山上的树林草丛中集合出发了。只走了五六里地，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敌人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如果再向前进，就要与敌人遭遇，我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九月六日黄昏再度出发，但情况又变了。由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都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村庄。我们穿插正要经过这一线，被敌堵塞，于是又决定原道返回。

　　九月七日，经侦察发现，在通龙泉关方向有个小小的口子，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我们就利用夜间，部队与机关的数千人马，从这个口子顺利地插了过去。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进三出常家渠”。出了这个口子，我们就跳出了敌人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设的大包围圈。

　　这时，我了解到，二分区那边还有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我们仍然不走大路，穿行在荒山野岭间。从龙泉关南出到漫山，又从漫山到达二分区与四分区交界的地方。在那里，碰到了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他们。在那座山头上，有二分区办的一个小手榴弹工厂，有几间房子。我说：“你们搞得不错呀！这个地方很保险。”从这里突出去，就跳出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到了平山的蛟潭庄一带。这次遇险，我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带着那么多后方机关，那么多人，压力很大。突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我顿时轻松了许多。

　　在平山，我们还打了一仗。平山的敌人出来抢粮食，被我们打了一个伏击。事先，我同一支队的司令员陈正湘，还有一团的副团长宋玉琳，登上东西黄泥（即现在岗南水库那个地方）的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你们一定要把稻子保护好，不能让敌人抢去。”抢稻子的敌人，遭到了一团的伏击，一部敌人被消灭，另一部敌人仓惶逃窜了。

　　粉碎了敌人这次空前规模的“扫荡”，我们进一步积累和总结了反“扫荡”斗争的经验。

　　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地“走”？这就需要在作战指挥上沉着冷静、灵活机动和周密计划。部队和机关都要精干，善于隐蔽自己，遇到敌情不能惊慌失措。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击圈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过早了，敌人会改变计划，向我们新的活动地域合击，等于没有摆脱敌人的合围；过迟了，会被敌人包围住，脱不了身。一般情况是，选择敌人合击围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机，恰好跳出去。这时，敌人改变部署已经来不及，我们却能插向敌后，袭扰敌人的交通线，重新展开攻势。

　　在两个月的反“扫荡”战斗中，全边区出现了许多英勇壮烈的事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一例。这是九月二十五日的事，敌人以三千五百余人的兵力围攻易县狼牙山，想消灭狼牙山地区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当敌人到达时，一团以一个班扼守险要地形，抗击众多敌人的汹汹攻势，掩护机关和主力转移。敌人先以大炮连续猛轰，继以数度猛扑，这个班尚存的五名战士，打光了最后一粒子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然后将枪摔断，高喊着“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誓死不当俘虏的！”接着跳下悬崖绝壁。

　　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三名壮士落入崖底，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两名勇士挂在山腰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他们的壮烈举动，很快在全边区军民中传开了。据说，当日军付出惨重伤亡登上这块阵地时，对我五壮士誓死如归的精神深为震惊，感叹不已！事后，我们在狼牙山顶建造了五壮士纪念碑，我还为纪念碑题了词。一九八三年夏天，葛振林同志去张家口开会，归途中路过北京，我特意找他来，见了面。当年生龙活虎的青年战士，如今也变老了。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们大家都很激动。

　　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斗争，北岳区和平西地区部队，同敌人进行大小战斗八百多次，毙伤敌人五千五百多名。敌人妄想消灭我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摧毁我根据地的企图，再次成为泡影。组织这次“扫荡”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他还说，这次“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无非是为自己解嘲罢了。

　　§冀中“五一”反“扫荡”

　　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继一九四一年秋季“扫荡”北岳区之后，一九四二年春天，又“扫荡”了冀东区和冀中区。敌人这几次“扫荡”的规模都是空前的，也最为残酷。日本侵略军对冀中平原的“扫荡”，开始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所以，人们把这次反“扫荡”斗争，称为“五一”反“扫荡”。

　　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抗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与冀西山区根据地互为依托，互相配合，沉重地打击着敌人。日本侵略军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就加紧了对冀中区的“蚕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二。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敌人“蚕食”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坚持平原根据地，迎接更严重更残酷的斗争，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和我个人，曾指示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要他们结合反“蚕食”斗争，认真做好反“扫荡”准备。在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领导下，冀中部队普遍拟定了反“扫荡”方案，接受北岳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将部队和机关适当分散，增加机动性。同时，为分散活动的部队划分了活动区域，准备迎接残酷的反“扫荡”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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