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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常家渠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它的南侧,虽然紧邻着阜平到五台的东西大道,但村庄隐蔽在山沟里,四周山山相连,道路不熟的人很难进来。这条山沟,两面的大山很高,中间仅露着一线天空,敌人的飞机侦察和轰炸都很困难。我们就在常家渠隐蔽下来,等待时机。这是敌人没有料想到的。

  为了不再暴露目标,我命令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不准回答。因为,敌人虽在台峪造成错觉,但情况仍然是严重的,我们依然没有跳出约有两万敌军的合击包围圈,集结在阜平至五台大道上的敌人主力,距我们隐蔽的常家渠仅十里路。日军派出的小股搜索部队,有时同我们的哨兵只隔一个山头,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

  这么一条小山沟,仅有几户人家,不说别的,近万人的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多亏我们平时的工作做得扎实,老百姓把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了,热情地对我们说:“山沟里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同志们尽管吃。”结果,山坡上的地瓜、南瓜、生玉米,都成了我们的食粮。各单位给老百姓留下了足够的粮票,以便反“扫荡”之后,由政府归还。

  在严重的敌情面前,我们不能久拖不动。因为,军区的电台停止对外联络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各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呼叫。敌人的北平电台广播说,“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英武的皇空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三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出现了”。我知道,中央和总部关心着我们的处境,各分区也要及早联系上,常家渠不能久呆,需要迅速跳出包围圈。事后,我才知道,那几天,因为延安电台呼叫不到我们,中央很焦急,总部也很着急。这么大规模的“扫荡”,搞不清我们的情况,很担心啊!延安还派了一个电台主任带着密码,出发来寻找我们,中央还发出电报,要总部和晋冀鲁豫方面支援我们。由于我们及时摆脱了敌人,他们的行动也就停止了。

  为了迅速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在常家渠,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为使以后行动轻便灵活,各机关学校分散行动,部队进一步轻装,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领导同志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人员均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动。军区机关仍按原来的计划,转向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

  九月五日黄昏,部队从山上的树林草丛中集合出发了。只走了五六里地,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敌人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如果再向前进,就要与敌人遭遇,我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九月六日黄昏再度出发,但情况又变了。由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都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村庄。我们穿插正要经过这一线,被敌堵塞,于是又决定原道返回。

  九月七日,经侦察发现,在通龙泉关方向有个小小的口子,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我们就利用夜间,部队与机关的数千人马,从这个口子顺利地插了过去。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进三出常家渠”。出了这个口子,我们就跳出了敌人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设的大包围圈。

  这时,我了解到,二分区那边还有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我们仍然不走大路,穿行在荒山野岭间。从龙泉关南出到漫山,又从漫山到达二分区与四分区交界的地方。在那里,碰到了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他们。在那座山头上,有二分区办的一个小手榴弹工厂,有几间房子。我说:“你们搞得不错呀!这个地方很保险。”从这里突出去,就跳出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到了平山的蛟潭庄一带。这次遇险,我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带着那么多后方机关,那么多人,压力很大。突过了最后一道封锁线,我顿时轻松了许多。

  在平山,我们还打了一仗。平山的敌人出来抢粮食,被我们打了一个伏击。事先,我同一支队的司令员陈正湘,还有一团的副团长宋玉琳,登上东西黄泥(即现在岗南水库那个地方)的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你们一定要把稻子保护好,不能让敌人抢去。”抢稻子的敌人,遭到了一团的伏击,一部敌人被消灭,另一部敌人仓惶逃窜了。

  粉碎了敌人这次空前规模的“扫荡”,我们进一步积累和总结了反“扫荡”斗争的经验。

  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如何穿来穿去地“走”?这就需要在作战指挥上沉着冷静、灵活机动和周密计划。部队和机关都要精干,善于隐蔽自己,遇到敌情不能惊慌失措。在敌人合击的时候,跳出合击圈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不能早,也不能迟。过早了,敌人会改变计划,向我们新的活动地域合击,等于没有摆脱敌人的合围;过迟了,会被敌人包围住,脱不了身。一般情况是,选择敌人合击围已经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机,恰好跳出去。这时,敌人改变部署已经来不及,我们却能插向敌后,袭扰敌人的交通线,重新展开攻势。

  在两个月的反“扫荡”战斗中,全边区出现了许多英勇壮烈的事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一例。这是九月二十五日的事,敌人以三千五百余人的兵力围攻易县狼牙山,想消灭狼牙山地区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当敌人到达时,一团以一个班扼守险要地形,抗击众多敌人的汹汹攻势,掩护机关和主力转移。敌人先以大炮连续猛轰,继以数度猛扑,这个班尚存的五名战士,打光了最后一粒子弹,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然后将枪摔断,高喊着“我们是光荣的八路军,八路军是誓死不当俘虏的!”接着跳下悬崖绝壁。

  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三名壮士落入崖底,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两名勇士挂在山腰树枝上,带伤脱险归来。他们的壮烈举动,很快在全边区军民中传开了。据说,当日军付出惨重伤亡登上这块阵地时,对我五壮士誓死如归的精神深为震惊,感叹不已!事后,我们在狼牙山顶建造了五壮士纪念碑,我还为纪念碑题了词。一九八三年夏天,葛振林同志去张家口开会,归途中路过北京,我特意找他来,见了面。当年生龙活虎的青年战士,如今也变老了。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们大家都很激动。

  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斗争,北岳区和平西地区部队,同敌人进行大小战斗八百多次,毙伤敌人五千五百多名。敌人妄想消灭我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摧毁我根据地的企图,再次成为泡影。组织这次“扫荡”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他还说,这次“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无非是为自己解嘲罢了。

  §冀中“五一”反“扫荡”

  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继一九四一年秋季“扫荡”北岳区之后,一九四二年春天,又“扫荡”了冀东区和冀中区。敌人这几次“扫荡”的规模都是空前的,也最为残酷。日本侵略军对冀中平原的“扫荡”,开始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所以,人们把这次反“扫荡”斗争,称为“五一”反“扫荡”。

  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抗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与冀西山区根据地互为依托,互相配合,沉重地打击着敌人。日本侵略军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就加紧了对冀中区的“蚕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使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二。

  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敌人“蚕食”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为了坚持平原根据地,迎接更严重更残酷的斗争,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和我个人,曾指示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要他们结合反“蚕食”斗争,认真做好反“扫荡”准备。在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领导下,冀中部队普遍拟定了反“扫荡”方案,接受北岳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将部队和机关适当分散,增加机动性。同时,为分散活动的部队划分了活动区域,准备迎接残酷的反“扫荡”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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