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68)

六八

　　虽然晋察冀地区党的领导机构作过多次变更，具体负责的同志几次更替，但是，不论哪一个时期、哪一个阶段，边区党一直是领导全区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比较长时期在这里从事领导工作的彭真同志，还有刘澜涛、黄敬、程子华、李葆华等同志以及另外许多同志，他们都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根据地的建设，除了及时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以外，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建立边区政权，以领导和团结全边区人民进行抗战。这样，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通过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边区政府。

　　前面说到了，我们到晋察冀地区时，除了五台、盂县以外，国民党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土崩瓦解。那些被老百姓的血汗养肥的“父母官”，将政府资财囊括一空，携带家室和大量金银财宝，纷纷逃往郑州、西安、汉口，有的甚至直下香港。就连地处太行深山的阜平县国民党县长张仲孚，听说日本侵略军占了石家庄，也慌慌张张地跟着往南撤的朱怀冰的队伍，携款潜逃了。地方上找不到原有的行政官吏，下层的区村政权，也是如此，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土匪汉奸趁火打劫，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紧闭着门户，忧虑着灾难的来临。

　　我们在晋察冀地区展开工作后，各地开始建立群众性的半政权机构。例如晋东北各县、冀西某些县份的“动委会”（即“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简称），冀西沿平汉线两侧某些县份的“自卫队”（即“人民武装自卫队”），冀中各县的“抗日救国会”等组织。这些都是在初期无政府状态时，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而成立的。它们的任务是，担负战时的动员，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筹粮筹款和安定社会秩序，是一种半政权性质的组织。此类性质的机构，只能是混乱时期的临时性机构，不能看作是长期抗战过程中唯一合理的组织形式。而且此类组织，大多是在太原失守以后成立的，名称既不统一，办法也不相同，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最高机构一般也只到县一级。因此，它不是健全的行政机构，不能行使政权的全部职能，不能制定统一的法令，事实上不能用这种组织去统一全地区的行政。

　　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形势的发展急需建立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另一方面，这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国民党的旧政权垮了，老百姓不知道将来究竟怎么样，难免惶恐和不安。把新的政权组织起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政权机构——抗日政府，就会克服混乱的局面，如同树起一面大旗，使人民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聚集在这面大旗之下。因为，在老百姓看来，不只是八路军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府呢！政府——在老百姓的眼里，是很有权威的。有了正式的政权机构，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依靠，心里就象有了主心骨。同时，各阶层的人物也愿意承认它，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嘛！

　　关于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件事，在五台山的时候，我就考虑了。正式议论成立统一的政权机构问题，还是同宋劭文同志接触之后。

　　我同宋劭文相识，是经过邓小平同志介绍的。那个时候，八路军总部仍驻在五台山。我去总部汇报工作，小平同志把宋劭文介劭给我。小平同志当时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同来劭文在工作上已有所接触。他告诉我，宋助文同志已经同总部建立了联系，总部南进之后，要我同他保持接触。

　　宋劭文的公开身分是山西“牺盟会”的人。抗战初期，“牺盟会”有不小的力量，由薄一波同志在那里负责。我们党为了推动阎锡山守上抗战，通过统一战线的关系，建立了山西的统战组织一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及山西新军——青年抗日决死队，领导晋西地区的抗战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七七”事变以后，阎锡山曾经装模作样地要在山西搞所谓“政治革新”，选了一批年轻人到各县任县长，也起用了“牺盟会”的一些人。宋劭文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被派往五台县当县长。太原失守之前，阎锡山把山西划了七个地区，分别组成行政公署。晋东北的十八个县，包括雁北，为“第一行政公署”，委任宋劭文为主任。后来，阎锡山从太原撤往临汾，由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给宋劭文发了一个电报，令其全权处理晋东北的事务。日本军队打了进来，连太原都沦陷了，阎锡山根本没有想到敌后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所谓令宋劭文“全权处理晋东北事务”，只是一句空话，一推了之。

　　我同宋劭文同志建立联系后，多次议论过统一全区政权机构的问题。军区机关从五台迁往阜平的头一天晚上，我同他就这个问题一直商量到后半夜。我说，要抗日，要发动群众，要稳定社会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作依靠是不行的。同时，部队要扩充，要吃饭，要穿衣，急需解决财政问题，这些，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领导和组织，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得抓紧时间，把统一的抗日政府成立起来。宋劭文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他说，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机构，已是势在必行。

　　我们到达阜平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由我出面，召集冀察两省各军、政、民领导人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赞同组织全边区临时政权机关的建议。这样，在十二月五日，阜平城就挂起了“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的牌子。筹备处的主要工作是同各方面交换意见，并决定代表大会召集法。筹备处还派了宋劭文等人，分别到山西、平汉路东及冀西各县接洽，同各抗日部队、抗日团体，各县的“动委会”以及自行成立的抗日机构交换意见。筹备工作，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各方面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在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令人振奋的是，筹备工作尚未到达的地区，也拥护这个主张，自动派出代表要求参加会议。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城隆重开幕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百四十九人，其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有各抗日军队的代表，有各抗日阶层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数民族的代表，有来自晋察冀三省部分县的“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的代表，并有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代表们从深山僻壤，从冀中平原，从游击区和敌占区，跋山涉水远道赶来，聚集一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些代表中，有不少是农民和工人，他们代表着构成这个新政权的基础。

　　大会的宣言这样写着：

　　“为着创立与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保持华北游击战争；为着统一与整理晋察冀边区内军事、财政、经济以及一切行政机构，保持持久的必然胜利；为着打击汉奸政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徘徊歧途的动摇分子，晋察冀边区有成立临时政权的必要。边区代表大会，就在这个意义上胜利地开幕了！”

　　会议之初，在审查与会代表资格的时候，对于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的代表权问题，曾出现过分歧意见。筹备处的个别青年同志提出，和尚和喇嘛是出家人，只能烧香念佛，对抗战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必吸收他们参政。参加筹备工作的黄敬、邓拓等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的理由是，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国人，有着团结抗日的一致要求，僧人们组织的“动委会”、“自卫队”，在五台山持着刀枪放哨，为过往的抗日部队提供食宿，都说明他们是抗日的，不能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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