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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八


  虽然晋察冀地区党的领导机构作过多次变更,具体负责的同志几次更替,但是,不论哪一个时期、哪一个阶段,边区党一直是领导全区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比较长时期在这里从事领导工作的彭真同志,还有刘澜涛、黄敬、程子华、李葆华等同志以及另外许多同志,他们都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根据地的建设,除了及时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以外,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建立边区政权,以领导和团结全边区人民进行抗战。这样,一九三八年一月,我们通过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边区政府。

  前面说到了,我们到晋察冀地区时,除了五台、盂县以外,国民党各级政权机构已经土崩瓦解。那些被老百姓的血汗养肥的“父母官”,将政府资财囊括一空,携带家室和大量金银财宝,纷纷逃往郑州、西安、汉口,有的甚至直下香港。就连地处太行深山的阜平县国民党县长张仲孚,听说日本侵略军占了石家庄,也慌慌张张地跟着往南撤的朱怀冰的队伍,携款潜逃了。地方上找不到原有的行政官吏,下层的区村政权,也是如此,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土匪汉奸趁火打劫,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紧闭着门户,忧虑着灾难的来临。

  我们在晋察冀地区展开工作后,各地开始建立群众性的半政权机构。例如晋东北各县、冀西某些县份的“动委会”(即“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简称),冀西沿平汉线两侧某些县份的“自卫队”(即“人民武装自卫队”),冀中各县的“抗日救国会”等组织。这些都是在初期无政府状态时,为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而成立的。它们的任务是,担负战时的动员,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筹粮筹款和安定社会秩序,是一种半政权性质的组织。此类性质的机构,只能是混乱时期的临时性机构,不能看作是长期抗战过程中唯一合理的组织形式。而且此类组织,大多是在太原失守以后成立的,名称既不统一,办法也不相同,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最高机构一般也只到县一级。因此,它不是健全的行政机构,不能行使政权的全部职能,不能制定统一的法令,事实上不能用这种组织去统一全地区的行政。

  坚持敌后抗战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形势的发展急需建立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另一方面,这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国民党的旧政权垮了,老百姓不知道将来究竟怎么样,难免惶恐和不安。把新的政权组织起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政权机构——抗日政府,就会克服混乱的局面,如同树起一面大旗,使人民群众和各种抗日力量聚集在这面大旗之下。因为,在老百姓看来,不只是八路军在这个地方,还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府呢!政府——在老百姓的眼里,是很有权威的。有了正式的政权机构,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依靠,心里就象有了主心骨。同时,各阶层的人物也愿意承认它,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嘛!

  关于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件事,在五台山的时候,我就考虑了。正式议论成立统一的政权机构问题,还是同宋劭文同志接触之后。

  我同宋劭文相识,是经过邓小平同志介绍的。那个时候,八路军总部仍驻在五台山。我去总部汇报工作,小平同志把宋劭文介劭给我。小平同志当时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同来劭文在工作上已有所接触。他告诉我,宋助文同志已经同总部建立了联系,总部南进之后,要我同他保持接触。

  宋劭文的公开身分是山西“牺盟会”的人。抗战初期,“牺盟会”有不小的力量,由薄一波同志在那里负责。我们党为了推动阎锡山守上抗战,通过统一战线的关系,建立了山西的统战组织一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及山西新军——青年抗日决死队,领导晋西地区的抗战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七七”事变以后,阎锡山曾经装模作样地要在山西搞所谓“政治革新”,选了一批年轻人到各县任县长,也起用了“牺盟会”的一些人。宋劭文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被派往五台县当县长。太原失守之前,阎锡山把山西划了七个地区,分别组成行政公署。晋东北的十八个县,包括雁北,为“第一行政公署”,委任宋劭文为主任。后来,阎锡山从太原撤往临汾,由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给宋劭文发了一个电报,令其全权处理晋东北的事务。日本军队打了进来,连太原都沦陷了,阎锡山根本没有想到敌后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所谓令宋劭文“全权处理晋东北事务”,只是一句空话,一推了之。

  我同宋劭文同志建立联系后,多次议论过统一全区政权机构的问题。军区机关从五台迁往阜平的头一天晚上,我同他就这个问题一直商量到后半夜。我说,要抗日,要发动群众,要稳定社会秩序,没有一个统一的抗日政府作依靠是不行的。同时,部队要扩充,要吃饭,要穿衣,急需解决财政问题,这些,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进行领导和组织,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得抓紧时间,把统一的抗日政府成立起来。宋劭文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他说,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机构,已是势在必行。

  我们到达阜平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由我出面,召集冀察两省各军、政、民领导人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赞同组织全边区临时政权机关的建议。这样,在十二月五日,阜平城就挂起了“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的牌子。筹备处的主要工作是同各方面交换意见,并决定代表大会召集法。筹备处还派了宋劭文等人,分别到山西、平汉路东及冀西各县接洽,同各抗日部队、抗日团体,各县的“动委会”以及自行成立的抗日机构交换意见。筹备工作,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各方面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在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令人振奋的是,筹备工作尚未到达的地区,也拥护这个主张,自动派出代表要求参加会议。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城隆重开幕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百四十九人,其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有各抗日军队的代表,有各抗日阶层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数民族的代表,有来自晋察冀三省部分县的“动委会”、“救国会”、“自卫会”的代表,并有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代表们从深山僻壤,从冀中平原,从游击区和敌占区,跋山涉水远道赶来,聚集一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些代表中,有不少是农民和工人,他们代表着构成这个新政权的基础。

  大会的宣言这样写着:

  “为着创立与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保持华北游击战争;为着统一与整理晋察冀边区内军事、财政、经济以及一切行政机构,保持持久的必然胜利;为着打击汉奸政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徘徊歧途的动摇分子,晋察冀边区有成立临时政权的必要。边区代表大会,就在这个意义上胜利地开幕了!”

  会议之初,在审查与会代表资格的时候,对于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的代表权问题,曾出现过分歧意见。筹备处的个别青年同志提出,和尚和喇嘛是出家人,只能烧香念佛,对抗战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不必吸收他们参政。参加筹备工作的黄敬、邓拓等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的理由是,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国人,有着团结抗日的一致要求,僧人们组织的“动委会”、“自卫队”,在五台山持着刀枪放哨,为过往的抗日部队提供食宿,都说明他们是抗日的,不能用歧视的眼光来看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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