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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他原来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后来在蔚县中学里任校长,因为间学潮,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他逃到了西安。我们出师华北的时候,他与我们同路回到山西,很快又到了河北,被委任为阜平县抗日政府的县长。张苏对军区领导机关迁往阜平很支持。他对我说,冀西这个地方,地形好,群众基础也好,供应我们部队没问题。张苏同志后来参加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他工作很认真,很踏实,为巩固边区抗日政权做出了贡献。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同军区领导机关到达阜平城。河北的老乡有句俗话,叫做“平山不平,阜平不富”,阜平过去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小山城,穷得很。现在一变而成为晋察冀新的政治军事中心,城镇也显得有了生气,慢慢繁盛起来,抗战的歌声从沙河两岸传出,充满着新兴的景象。

  根据地的创立,所属部队的扩充和发展,提出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缺乏干部。四面八方都说“要干部”,没有干部也硬“要”,结果,只好把我们老一些的战士调给他们当了队长或指导员。即使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许多同志盼望着后方能给我们输送一批干部来,解决这个燃眉之需。我知道,在我军大发展的形势下,到处都缺乏干部,就是后方有干部,当下也不能插翅飞来。因此,我们立即创办了一所短期的军政学校,来培训一批干部。这所学校的底子是一一五师随营学校,也是罗荣桓同志在“分家”时让留下的。他想得很周到,说你们留在敌后开辟根据地,一定需要大批干部,没有学校是不成的,就把随营学校留下了。军政学校的校长是孙毅同志。

  经过筹备,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很快开学了。校址设在距阜平城三十里的一座喇嘛庙里,那个寺庙很大,大的僧房成了教室,小一点的作学员宿舍,庙前沙河的河滩,是宽阔的天然操场。我嘱咐孙毅同志,这所学校是为培养实际工作干部而办的,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员就学什么,教员就教什么,学校要提倡自觉的纪律,自由的研究精神。我还对各军分区的领导同志提出了要求:你们都可以介绍一些学生来,只要坚决抗日,有适当的文化水平,就很好!来军政学校学习的学员,大部分是山西、河北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还有几十个是平津流亡的大学生,另外一部分是部队输送的优秀战士和初级干部。学员们以战斗的热情学习军事知识和政治理论以及党的基本政策。这个学校的头两期,就培养了九百名干部,分配到各部队和地方政府。这些学员,很快便成为军队和地方的基层干部。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振奋了这一地区军民的抗战精神。各分区的部队,新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四处袭扰敌人,断敌交通,恢复城镇,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日本侵略军为保证其后方和铁路运输的安全,在军区成立仅半个月之后,就调集两万多兵力,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沿线,分八路围攻这个刚刚建立的根据地,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猖獗的敌军,军区新组建的部队,除一部分老的骨干力量外,大多数还没有作战经验。但是,战机紧迫,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由老的骨干力量带领,匆匆开上了迎击敌人的战场。我根据掌握的敌情,分析了敌军的企图和实力:它这次围攻的目的,是想压迫我们向深山退缩,以保证其交通线的安全,但是,它的兵力不足,地形生疏,又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的腹心地区。我看准了这一点,就电告各军分区把有基础有经验的团队部署在机动位置上,而依靠大量新组建的游击武装对付敌人的围攻,以削弱、消耗和疲惫敌人。

  当平绥路方面的日军进攻广灵和蔚县地区时,即遭我军迎击;平汉路方面之敌,从保定、易县向涞源进攻,在易县的大小龙华遭我袭击,仓惶退回易县;同蒲路的日军刚一出动,即遭我游击队迎头打击,我军乘机袭占原平;正太路进攻之敌,一路大败于清城镇,一路中我埋伏惨败而归。

  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

  这次反敌围攻的胜利,使初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到了考验和锻炼。边区的父老们用丝帛做成锦旗,奏着笙萧鼓乐,欢迎部队凯旋归来。

  反敌围攻结束后,我在阜平主持了全军区部队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为解决部队大发展时期的各项重大问题,尤其是加强政治工作和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的问题。这次政工会议的召开,使各部队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建立了人民军队的各种传统制度,并且清除了混入部队的各种坏分子,纯洁巩固了部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边区党政机构的建立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新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要建成一个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必须建立和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不仅从军事上,还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相当巩固的基础才行。

  党中央和北方局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刚刚出师华北前线的时候,北方局就决定由王平、李葆华、刘秀峰三同志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同出师的八路军部队一起,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同年十一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不久,中共晋察冀省委也在阜平正式成立了,由黄敬同志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并在各地成立了与各个军分区领导范围相适应的特委,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

  一九三八年四月,晋察冀省委召开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北方局派彭真同志来传达中央精神,指导会议的进程。就在这次会后,为适应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按中央指示,将原晋察冀省委和冀中省委分别改为晋察冀区党委和冀中区党委,刘澜涛同志任晋察冀区党委书记(一九四一年一月晋察冀区党委改称北岳区党委,仍由刘澜涛同志任书记),黄敬同志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通知,成立晋察冀分局,统一领导晋察冀地区的各项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为了进一步加强晋察冀边区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撤销晋察冀分局,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以彭真、关向应、程子华同志和我四人为分局委员,彭真同志任书记。北方分局的工作是代表中央和北方局对边区的党、政权、军队和群众工作实施全面的领导。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彭真同志离边区去延安后,北方分局改为晋察冀分局,由我任书记,刘澜涛同志任副书记。晋察冀分局一直保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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