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67)

六七

　　他原来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后来在蔚县中学里任校长，因为间学潮，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他逃到了西安。我们出师华北的时候，他与我们同路回到山西，很快又到了河北，被委任为阜平县抗日政府的县长。张苏对军区领导机关迁往阜平很支持。他对我说，冀西这个地方，地形好，群众基础也好，供应我们部队没问题。张苏同志后来参加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工作，他工作很认真，很踏实，为巩固边区抗日政权做出了贡献。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同军区领导机关到达阜平城。河北的老乡有句俗话，叫做“平山不平，阜平不富”，阜平过去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小山城，穷得很。现在一变而成为晋察冀新的政治军事中心，城镇也显得有了生气，慢慢繁盛起来，抗战的歌声从沙河两岸传出，充满着新兴的景象。

　　根据地的创立，所属部队的扩充和发展，提出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缺乏干部。四面八方都说“要干部”，没有干部也硬“要”，结果，只好把我们老一些的战士调给他们当了队长或指导员。即使这样，还不能解决问题。许多同志盼望着后方能给我们输送一批干部来，解决这个燃眉之需。我知道，在我军大发展的形势下，到处都缺乏干部，就是后方有干部，当下也不能插翅飞来。因此，我们立即创办了一所短期的军政学校，来培训一批干部。这所学校的底子是一一五师随营学校，也是罗荣桓同志在“分家”时让留下的。他想得很周到，说你们留在敌后开辟根据地，一定需要大批干部，没有学校是不成的，就把随营学校留下了。军政学校的校长是孙毅同志。

　　经过筹备，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很快开学了。校址设在距阜平城三十里的一座喇嘛庙里，那个寺庙很大，大的僧房成了教室，小一点的作学员宿舍，庙前沙河的河滩，是宽阔的天然操场。我嘱咐孙毅同志，这所学校是为培养实际工作干部而办的，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员就学什么，教员就教什么，学校要提倡自觉的纪律，自由的研究精神。我还对各军分区的领导同志提出了要求：你们都可以介绍一些学生来，只要坚决抗日，有适当的文化水平，就很好！来军政学校学习的学员，大部分是山西、河北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还有几十个是平津流亡的大学生，另外一部分是部队输送的优秀战士和初级干部。学员们以战斗的热情学习军事知识和政治理论以及党的基本政策。这个学校的头两期，就培养了九百名干部，分配到各部队和地方政府。这些学员，很快便成为军队和地方的基层干部。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振奋了这一地区军民的抗战精神。各分区的部队，新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四处袭扰敌人，断敌交通，恢复城镇，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日本侵略军为保证其后方和铁路运输的安全，在军区成立仅半个月之后，就调集两万多兵力，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沿线，分八路围攻这个刚刚建立的根据地，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猖獗的敌军，军区新组建的部队，除一部分老的骨干力量外，大多数还没有作战经验。但是，战机紧迫，这些刚刚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由老的骨干力量带领，匆匆开上了迎击敌人的战场。我根据掌握的敌情，分析了敌军的企图和实力：它这次围攻的目的，是想压迫我们向深山退缩，以保证其交通线的安全，但是，它的兵力不足，地形生疏，又不敢贸然深入我们的腹心地区。我看准了这一点，就电告各军分区把有基础有经验的团队部署在机动位置上，而依靠大量新组建的游击武装对付敌人的围攻，以削弱、消耗和疲惫敌人。

　　当平绥路方面的日军进攻广灵和蔚县地区时，即遭我军迎击；平汉路方面之敌，从保定、易县向涞源进攻，在易县的大小龙华遭我袭击，仓惶退回易县；同蒲路的日军刚一出动，即遭我游击队迎头打击，我军乘机袭占原平；正太路进攻之敌，一路大败于清城镇，一路中我埋伏惨败而归。

　　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

　　这次反敌围攻的胜利，使初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到了考验和锻炼。边区的父老们用丝帛做成锦旗，奏着笙萧鼓乐，欢迎部队凯旋归来。

　　反敌围攻结束后，我在阜平主持了全军区部队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为解决部队大发展时期的各项重大问题，尤其是加强政治工作和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的问题。这次政工会议的召开，使各部队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建立了人民军队的各种传统制度，并且清除了混入部队的各种坏分子，纯洁巩固了部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边区党政机构的建立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新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要建成一个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必须建立和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不仅从军事上，还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相当巩固的基础才行。

　　党中央和北方局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早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刚刚出师华北前线的时候，北方局就决定由王平、李葆华、刘秀峰三同志组成晋察冀临时省委，同出师的八路军部队一起，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发动群众。同年十一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不久，中共晋察冀省委也在阜平正式成立了，由黄敬同志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并在各地成立了与各个军分区领导范围相适应的特委，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

　　一九三八年四月，晋察冀省委召开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北方局派彭真同志来传达中央精神，指导会议的进程。就在这次会后，为适应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按中央指示，将原晋察冀省委和冀中省委分别改为晋察冀区党委和冀中区党委，刘澜涛同志任晋察冀区党委书记（一九四一年一月晋察冀区党委改称北岳区党委，仍由刘澜涛同志任书记），黄敬同志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通知，成立晋察冀分局，统一领导晋察冀地区的各项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为了进一步加强晋察冀边区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撤销晋察冀分局，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以彭真、关向应、程子华同志和我四人为分局委员，彭真同志任书记。北方分局的工作是代表中央和北方局对边区的党、政权、军队和群众工作实施全面的领导。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彭真同志离边区去延安后，北方分局改为晋察冀分局，由我任书记，刘澜涛同志任副书记。晋察冀分局一直保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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