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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


  这个问题提交给我,要我最后表态,我到筹备处专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我说,我同意黄敬、邓拓同志他们的意见。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和尚和喇嘛也是中国人,他们虽然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我们应该和各民族各阶层紧紧的携手,不分彼此,共同抗日。我们不能因为和尚和喇嘛的宗教信仰不同,便把他们排斥在抗日的门外。一切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人们,应该有坚强的团结。只要谁不甘心当亡国奴,我们就应该团结他共同抗日,不能存有任何歧视的心理。我们要消灭各民族各阶层间的隔阂,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后来,筹备处统一了意见,一致赞同和尚和喇嘛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军政民代表大会。当和尚和喇嘛的代表走进大会会场的时候,与会的全体代表热烈鼓掌,还呼了欢迎的口号。和尚和喇嘛们对这一决定很受感动,相当一部分有爱国心的僧侣参加了抗日工作,还有一些年轻的僧人加入了抗日的部队。五台山寺院在全国僧侣界是很有影响的,新华社还为此发出快讯,说五台山的和尚也参加抗敌了,动员的口号是:“我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这一消息在全国僧侣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军政民代表大会开了五天,一月十五日结束。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种决议案,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推举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和我共九人为边区政府的委员。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胡仁奎同志在抗战之初是盂县的县长。一九三〇年,我在顺直省委工作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名字,他那时也在天津,曾帮助我们做过工作。但当时只知道有胡仁奎这个人,始终没见过面,没想到,在抗日前线却碰到一起了。

  刘奠基是阎锡山搞的“山西人民监政会”的秘书长,他属于国民党改组派,在阎锡山那里并不吃香。太原失守前,他来到晋东北,后来留下了,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边区政府的工作。

  吕正操同志是冀中人民自卫军的司令员,孙志远同志是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

  李杰庸和娄凝先是属于山西“牺盟会”方面的。

  考虑到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统一战线关系,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成立,还得到了国民党第二战区的同意,并报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说起这一段,还有一个插曲哩!为成立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宋劭文出面,连续给阎锡山发了七个电报,阎锡山一直不作答复。胡仁奎对阎锡山的心思摸得比较准,他问宋劭文:“电报是怎么写的?”宋劭文说:“我讲这样做有利于抗日,有利于大局。”胡仁奎摇摇头说:“怪不得,阎锡山不答复,他对这一套不感兴趣,依我看,你得讲对山西有利,可以扩大山西的地盘,扩展到河北和察哈尔去。”宋劭文在重新修改电报时,加上了对山西有利这样的内容,还提到九个委员中山西方面的人就占了多一半。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边区九个委员中有五个与山西有关(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李杰庸、娄凝先)。果然,阎锡山复电很快,表示同意,并说已由他的秘书长电告中央政府行政院,进行备案。过了一段时间,行政院长孔祥熙还派人来到边区,进行联络。为了使抗战工作顺利进行,也只好这样做。边区政府虽然争取到阎锡山的同意,但也不能过分指望他们,大片国土都让他们丢光了,他能给你什么支持?同时,他那个牌子也并不香。要使边区政府真正能起作用,还得靠我们自己努力。

  对于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我们党内,也有人持反对态度。当时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就极力反对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他曾以“长江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八路军总部,反对成立边区政府,声称晋察冀这样做会“刺激”国民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这个原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王明,在民族危亡关头,一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又跌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泥坑。他的无理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党中央的拒绝和批评。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是我们党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全边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有了政策法令的依据,老百姓就可以照这些去办,社会秩序开始稳定下来。老百姓是信服统一的抗日政府的,有了政府,他们就觉得有了靠山,什么事情,都通过政府来解决。

  边区政府成立后,制定和实行了统一的政策。财政方面,由原来合理负担原则下各自筹粮筹款,改为“统筹统支”制度。这个条例是很重要的,不能军队在这里也筹款,在那里也筹款,那就把群众搞乱了,必须实行财政的统筹统支。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了边币。全边区一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一律按供给制待遇,大家都过着一样的战时艰苦生活。在农业建设方面,公布了《垦荒暂行条例》,制定了《兴办农田水利暂行办法》。在抗战勤务方面,改善了支差的混乱现象,公布了代雇车骡办法、征用人畜办法,建立了军用代办所管理战争勤务。

  在党的领导下,边区军、政、民各方面,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严格的分工。党的领导作用,集中表现在对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军、政、民各方面,又各有自己的工作范围。这种党领导下的军、政、民各方面一盘棋的组织结构,就是党的统一领导的表现。就我个人来讲,我虽然兼任边区党、政、军三方面的领导工作,但是,始终注意不去包办代替。有一回,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派联络员到边区来,要求同我商量关于边区政权工作的事情。我虽然是边区政府的委员,但是,政权方面的工作主要由边区政府宋劭文主任负责。所以,当联络员提出要见我的时候,我请他到边区政府同宋劭文主任商量。后来,他们给我转送来两支钢笔,上面还刻着“孔祥熙赠”的字样。

  我一直没有在边区政府办公。边区政府由宋劭文和胡仁奎、张苏他们主持,政府的工作,都由他们出面来搞,我不随随便便做什么决定。当然,重大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开会商量,我作为边区政府委员之一,当然要发表意见。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使我们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边区数十县的人民,获得了政治上的领导,重新得到政府的关怀和爱护。边区政府成立之后,逐渐结束了各地群众团体、各级“动委会”和“救国会”等机构在过渡时期代替政权的现象,建立了统一的地方政权。它的政治影响,大大超过了边区的界限,使边区政府的政令实施,甚至扩及到敌伪所统治的区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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