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15)

一五

　　※第五章　广州起义

　　§起义之前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到广东省军委工作。当时省军委只有黄锦辉和杨剑英同志，省军委书记记得是张太雷同志兼的。

　　我到省军委时，中央已经指示省委组织广州起义。所以，我一到省军委就投入到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对应不应该起义，起义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起义前，省委是有争论的。大体上在香港的时候，对应不应该起义争论比较多；到广州以后，则对起义的方式争论比较多。

　　我和黄锦辉同志等是不同意起义的。因为我们认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处于低潮，广州的形势也是如此，对起义很不利，想利用两广军阀的内部矛盾，夺取广州，组织全国苏维埃，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讨论中，我和黄锦辉反复说明了这些意见。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只隔三天，广州就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我们党的许多同志被捕杀，进步群众组织遭破坏，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在广州最有威信的省港罢工工人，已经大部分被迫回到了香港。广州的主要工会，象机器工会等掌握在黄色工会领袖手里，我们能领导的只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手车夫工会等，人数不是很多。

　　在农民运动方面，除海陆丰而外，广州周围地区农民运动的基础并不好。学生和一般市民，也因为白色恐怖严重，革命热情大受影响。在军事方面，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薛岳、李福林等几个军就在广州附近地区，虽然当时粤系内部和粤、桂两派军阀之间，为夺取广东地盘而正在争斗。但一旦举行起义，他们必然会掉过头来，一致对付革命，那我们无论如何是应付不了的。这些都是明显的事实。

　　当然，那时对发动广州起义，也有某些有利因素。比如，黄琪翔带着张发奎的几乎全部军队，与挂系黄绍竑的军队在西江地区对峙着，广州市内敌人兵力空虚，只有张发奎的教导团、警卫团、炮兵团、军部机关和一些保安队等；李福林的第五军，在珠江河南，是一支土匪部队，战斗力不强；张发奎的教导团，前面说了，是以武汉分校为基础组成的，是由叶剑英同志领导掌握的，我们党在那里有深厚的工作基础，全团一千三百多名学员和教官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靠拢党，同情工人阶级和土地革命，有一百多名党员在里面起骨干作用，而且教导团训练有素，战斗力比较强，可以成为起义军的主力；警卫团是张发奎到广州后招募一些人新组建的部队，人数比较少，里面也有我们党的部分力量；工人力量虽然受到削弱，但后来起义时，我们仍然组织了近三千人的工人赤卫队。这些都是有利因素。

　　但两相比较，显然不利因素要大得多。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真正靠得住的就是一个教导团，组织这样大的一个起义，光靠一个团怎么能行呢！所以，有的省委委员在讨论中也不同意举行起义。但广州起义是中央决定的，不同意见只是说说而已，起义准备工作仍在积极进行。省委同志陆续离开香港，到广州集中。我们军委的同志，黄锦辉先走，我与杨剑英大约在起义前个把星期来到广州，与黄锦辉会合后，即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

　　在广州，起义前我参加了几次会议，研究起义怎么发动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派了代表来指导起义。为首的是德国人诺伊曼，是个“钦差大臣”，也是个十足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者。他不懂得军事，没有实战经验，连打败仗的经验都没有，对中国的情况和广州的情况全不了解，又听不进我们的意见，只是靠本本，生搬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在举行起义的方式上，他主张象当年列宁格勒那样，举行总同盟罢工，从罢工发展为示威游行，进而形成城市暴动，夺取政权，成立城市苏维埃。我们提出不同意见，说明这个办法不行，中国的情况同当年俄国的情况不同，广州工人的主要力量不在我们方面，搞不到多少人来示威游行，又处于革命低潮，示威游行即便搞起来，也不会有多少人响应。对发动起义的时间，诺伊曼竟主张白天搞。我们建议还是晚上搞，趁敌人警戒稍微松懈的时机，来个突然袭击，首先占领敌人的军事机关，成功的可能性比白天大。但对这些，诺伊曼都听不进去。

　　还有一个苏联人叫霍希思特，是位将军。他不公开露面，在苏联领事馆里实施幕后指挥。起义失败后，张发奎抄了苏联领事馆的家，霍希思特将军被捕后牺牲了。

　　当时领导起义的以张太雷同志为首的省委一些同志，象恽代英、陈郁、张善铭、周文雍等同志，很勇敢，革命热情都很高，但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武装斗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诺伊曼等国际代表说了算，对领导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等都是考虑不周的。

　　在起义前，我和黄锦辉除了参加有关的会议以外，主要是对各方面进行联络，了解情况，筹划解决军火等。我到广州以后，就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老百姓一间房子，作为军委的联络点。杨剑英同志就留在那里，不参加别的工作，专门负责同各方面接头。

　　起义的日期，原定是十二月十三日，后来，被迫提前了。所以，一方面整个起义显得很仓促，另方面也把诺伊曼的那套错误计划给打破了。被迫提前的原因，是我们运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

　　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乡下用手工制造的，然后分散运到城里大北街的一家米后存起来。运输时用米袋把手榴弹混在大米里，偷运进城。过去黄花岗起义，也是用的这个方法，被敌人查觉。这次，由于我们斗争经验不足，方式不密，也被敌人的岗哨发觉。随之，存放手榴弹的米店也暴露了。

　　米店被破获的消息，第二天报上就登载了。而这家米店既是我们起义用的武器转运站，又是我租老百姓房子的铺保。起义的时间还没有最后定，我的铺保就发生了问题。房东问我怎么办，前面说了，我租的这间房子是我们军委的联络点，不能轻易放弃。我就对房东说，你看怎么办，我是外江人，找了本地的铺保，是经过朋友介绍的，没想到，他们出事了，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叫另找铺保，我哪里去找。他说，要没有新的铺保，得先交五十元港币作押金。这是乘机敲竹杠。为了机关的安全，我就同意了房东的要求。

　　米店的暴露，给了敌人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同时，我们得悉，敌人通过别的渠道，也已经大体上知道我们要在广州举行起义的计划。张发奎急急忙忙给黄琪翔下令，企图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还下令另调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十二月十日，张发奎宣布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缴教导团的械。形势万分紧迫，起义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起义提前到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发动。

　　起义被迫提前，一切都很仓促。宣传、组织工作都很薄弱。除了教导团组织比较严密，能迅速行动以外，预定要参加起义的人，临起义时有的还没有通知到，有的接到通知的手车夫工人甚至说，我的车还没有拉完呢。有的互相问，开会了没有，究竟怎么办？领导指挥方面，也很仓促。叶挺是预定的起义军军事总指挥，起义前的几个小时——十二月十日晚上才赶到广州。虽然，要叶挺晚到，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但由于提前起义，这就显得太匆忙了，他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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