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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起义经过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起义开始了。最先行动起来的是教导团,他们先处决了反动派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然后与工人赤卫队联合起来,兵分几路,向敌人的重要据点展开进攻。

  炮兵团是敌人的重要部队之一,是我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这个团,是北伐军到达河南,缴获了一些火炮以后建立起来的,当兵的大多是俘虏来的河南、山东人,雇佣观念很强,对政治稀里糊涂。起义部队一攻击,士兵们没有什么抵抗,就将炮交出。

  教导团第一营营长叶镛同志率第一营为主力,在工人赤卫队配合下,向市中心敌人的主要据点——公安局进攻。开始时遇到了保安队的顽抗,但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保安总队长被我们击毙,保安队就全部交了枪,我们便占领了公安局。

  进攻长堤八旗会馆的部队,也很顺利,我军从外部进攻,内部有觉悟的士兵起而响应,里应外合,将敌人解决。接着,我军就沿长堤攻击海军总局,新编第二师师部等。由于我们起义提前,突然袭击,敌人措手不及,所以大部分据点都被我们顺利占领。

  到十一日中午,广州市珠江以北的敌人据点,如公安局、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等地,以及炮兵团、敌人各后方机关、儿个师部等军事要点,都被我们占领,各处的敌人,大部交了枪。我们没有攻占的地方只剩下四处:长堤的四军军部,四军军械处,李济深的公馆和检察院。这些地方,由于敌人顽抗,又处于不利地形,所以没有攻下。珠江南岸仍为李福林的第五军所盘据,隔江和我们对射。

  占领公安局以后,我便进入公安局,按预定计划,起义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当时作为省军委的负责人之一,起义的两天中,就一直在总指挥部工作。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领导同志也经常在指挥部。我的办公地方,就是公安局长朱晖日原来办公的房子。

  整个起义过程中,表现最好的是教导团。他们在党员同志带动下,作战勇敢,组织严密,成为起义中的突击力量。许多重要据点,都是以教导团为主,在工人赤卫队等配合下攻占的。此外,在我们党掌握下的警卫团几个连和宪兵一连,表现也很好。工人赤卫队虽然临时组织起来,指挥不大容易,但大家作战都很勇敢。尤其是由赵自选同志率领的以农民为主的农工纠察队,他们组织得好,战斗力更强一些。我们占领公安局以后,释放了在押的政治犯,其中有“四一五”事变被捕的一百多名黄埔学生。半年多的监狱生活折磨,使他们个个身体瘦弱,脸色苍白,头发很长,但都很精神。他们自动组织起来,到指挥部请求给予战斗任务,而且作战中都很勇敢,许多人英勇牺牲,有六七个同志过于虚弱,甚至在紧张的斗争中累死了,情形实在感人。此外,当时在黄埔军校的崔庸健等几个朝鲜同志,也参加了广州起义,他们表现得都很勇敢。

  十一日午后,观音山发生了激战,敌人有一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扑,占领了观音山。之后有部分敌人向公安局进攻,一直冲到公园前,在离公安局不远的地方,双方在街的两边对射,形势非常危急。我们组织所有人员参加战斗,我也直接参加了作战。没有工事,就把米袋搬来当沙包做掩体。虽然,大家从起义开始,都没有饭吃,但工事却是用米袋做的。我和黄埔军校的一位朝鲜同志相配合,在那里和敌人战斗了一阵,那位朝鲜同志是个机枪射手,打得很英勇。在大家努力反击下,将这股冲到公安局附近的敌人击退。接着,教导团一部分,在工人赤卫队配合下,对占领观音山的敌人进行反击,又重新夺回了市区的这个重要制高点。

  十一日一天,我们几个人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也都没有吃到饭,参加起义的同志也大多如此。由于过于匆忙,连起码的后勤支援工作都没有组织。象吃饭问题,沙包是米袋做的,粮食到处有,找几个人做点饭,或者是筹备点干粮,或者是到饭馆去搞点吃的,都可以嘛,但这些都没有做。

  起义胜利后,缴获了很多武器。前来参加起义的工人很多,但真正会用武器的人不多,所以不能形成战斗力。

  十一日晚上,我和叶挺同志分析后认为,十二日这一天将会是非常紧张的,敌人的反扑,可能会达到高潮。我们怎么办,应该有所部署。经过一再催促,到十一日深夜十二点钟,起义领导人才在公安局总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了形势,讨论了下一步行动。叶挺分析了形势,说明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向我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提出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我是赞成他的意见的,应当撤离广州,以避开敌人的锋芒,转到乡下,保存实力。但是,既不懂打仗而又非常主观的诺伊曼,却教条主义地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甚至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前面说了,张太雷等同志不懂军事,只听诺伊曼的意见,没有支持叶挺的正确主张。于是,叶挺从此就不再讲话了。

  诺伊曼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仍然死抱住列宁格勒那一套,主张固守已占领的阵地,对抗敌人,立即召开工农兵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革命就算成功了。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多钟,诺伊曼不仅不考虑撤退,反而下达了凌晨四点钟重新进攻的命令。命令要求肃清长堤的敌人,然后向四军军械处、河南等地进攻。可是,下达命令离发起攻击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当时情况比较乱,无法组织进攻行动和通知有关部队,而且起义部队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战斗,疲劳已极,所以,命令实际上等于零。

  不出所料,到了十二日,情况就严重恶化了。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朱晖日等在河南第五军军部策划好了镇压起义的行动。十二日一早,李福林的第五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的支援下渡过珠江,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推进,各路起义军虽然自发地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终于因为力量过于悬殊,又缺乏统一的部署和指挥,我们逐步退却,总的情况是越来越危急。

  接着就是张太雷同志的牺牲。十二日上午,不顾枪炮声到处在响,起义的领导机关就十分仓促地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群众自然有顾虑,直到中午时分,到会的人数仍不是很多。张太雷同志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在开宪会回来的路上,由于不注意警戒,中了埋伏,被敌人冷枪打成重伤后不幸牺牲。太雷同志的牺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领导机构以至整个起义都失去了核心。

  位于公安局的起义总指挥部,在起义胜利之后,接收了各方面送来的大批战利品;十一日俘虏的将近一个团的敌人和缴获的几十门炮,也集中到这里;人们进进出出,整个形势混乱得很,指挥部本身也显得十分忙乱。

  十二日黄昏,我和叶挺一起到财政厅的天台上去观察各处的战斗情况。我们看到,有一股很大的敌人从观音山上下来,形势显然很不利,我认为再坚持下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我问叶挺怎么办?他没有吭声。我知道,由于诺伊曼的不切实际的批评,加上形势已经出现了难以收拾的局面,他的心情当然是不好的。于是,我接着说,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必须马上撤退,否则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他听了之后,没有表示反对,我就赶紧返回指挥部去,下达撤退的命令。

  我和叶挺分手,跑到了指挥部门口,遇到恽代英、陈郁等同志,我向他们说,敌人大部队已经攻上来了,你们应该赶快走,我来设法布置撤退。

  进了总指挥部,找到黄锦辉同志,我们简短地磋商之后,就决定分头下达撤退命令。由于既没有通信员,又没有通信工具,也没有助手,就只好由我们自己去下命令。我不会广东话,街道也不如黄锦辉熟,我们商定,由我去通知教导团,黄锦辉去通知工人赤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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