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回忆录(14)

一四

　　§失利之后

　　敌人袭来，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成建制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农民对我们很好，没有发生意外。

　　我们设法找到杨石魂同志，他是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我们过去就相识。我对他说，你对本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杨石魂同志很好，满口答应下来，此后便同我们一起行动。

　　我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晚上，杨石魂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恩来同志抬上，然后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来一条小船，送我们出海。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以后他就走了。

　　杨石魂走时，我们匆忙中没问清与省委联络的暗号。我和叶挺去省委机关接头，由于不清楚接头的办法，穿着也不象样子，机关的同志不晓得我们是什么人，不与我们接头。我们不敢在街上活动，连饭馆也不敢进，就找了一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匆匆忙忙吃完就走。到哪里去呢？没办法，只好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买了衣服、鞋子，换了换，又洗了澡，理过发，这才敢上街活动。

　　这里有个笑话，我那个时候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带些钱，身上分文没有，怎么生活呢！叶挺同志有经验，他身上带着很多钱，腰里缠了许多票子。有一回，他掏出一张一百元的港币买东西，商人一看，说这张票子是假的。叶挺一听生气了，拿过票子，几下就撕碎了。我把他拉到旁边，低声说，老总呵，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扯了，不怀疑我们吗！他解释说，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不就更麻烦，我扯了，就没事了。说着，我们就赶快离开了那里。

　　后来，我俩又重新调换了旅馆，改变了装束，这才开始同组织联络。

　　叶挺打算在香港安家，不久把家属从上海接到香港。我独身一人，活动很方便。同省委接上关系后，我就调到广东省军委工作。

　　南昌起义的主力，在汤坑、流沙受了挫折，但是，十一军的两个师，由于党的工作基础强，并没有溃散。二十四师余部在董朗同志率领下，到了海丰，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辟和坚持了海陆丰根据地。关于二十五师的情况，在我抵达香港不久，二十五师的杨心余来到香港，他向我汇报起义失败后这个师的情况：他们退到武平时，遭到钱大钧的第十八师追击，我军本来占优势，但师长下令退却，退却行动又计划不周，损失很大。这时部队还有一千五百多人，一千五百多支枪。退到信丰，部队疲劳已极。由我们派出追赶部队的赵自选同志又没赶到。

　　周士第等一些师、团干部先后离队（周士第同志不久来到了香港），有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也自动离队。面临这种困难和混乱的情况，朱德同志非常坚定，他把部队改编为四个支队，并对大家说：“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出，只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我听了这个情况，对朱德同志深感钦佩。同时，又为他担忧，怕部队失去控制而溃散。我立刻把这些情况，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并建议军委，要二十五师进入湖南，与当地农民运动会合，以图发展。后来，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同志率领下，艰苦转战，经过赣南到达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最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

　　总起来说，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的很多干部，也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获得了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及其有益的教训。但是，用今天的眼光回头来看，南昌起义也是有深刻教训的。

　　首先，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就错了。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没有，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广东人民曾在反帝反军阀的各种斗争中，发挥过伟大作用，但是，从“四一五”反革命事变以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省港罢工工人组织，受到严重镇压，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残，作为北伐根据地的广东已经变色了。当时计划以广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北伐，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总形势下，那是不现实的。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是就战术方面讲的，而战略上错了，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南征失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起义胜利后，如果不快走，是否就有被包围消灭的危险呢？我看不会这样。事实上，形势并没有这么严重，敌人也没有那么厉害。就敌情来说，一个是朱培德的第三军，一个是程潜的第六军，再就是张发奎的剩余部队，总共就这些力量。程潜的第六军，主力没有在南昌附近，在南昌只有其一个团；朱培德的第三军已被我们消灭一部，余部又很分散，要想靠拢来，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他集中起来，这支部队战斗力也不强，容易对付；至于张发奎的部队，我党的力量很强，各团都有一些党员和农协会员。这次除参加起义的部队之外，他剩下的部队就不多了，只有十二师和二十五师的七十四团，这两个师中也有我们的不少同志。因此，张发奎的部队也是不难对付的。

　　为什么一定要南下？当时还强调占领海口，以争取外援，今天看，这种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对头的。

　　本来，我们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地区，把我们的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国民党内部并不统一，新军阀互争雄长，矛盾重重，只要我们善于利用他们的矛盾，是可以不断消灭敌人，各个击破他们的。当然，这只是现在的设想。实际上，当时我们既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农村工作很薄弱；另方面，起义军的成分很复杂，没有进行革命的改造，也不可能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因此，要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虽然如此，但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我们党还年轻，我们这些人也年轻，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因而，遭到挫折和损失是很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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