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39)_特里尔

一三九

　　第二十一章飞鸣镝将坠（1976）

　　朱莉还谈到当时北京驻华盛顿的特使黄镇也在场：“我很奇怪，他不是躬身聆听毛泽东的每一句话，而是坐在褥子上漫不经心地左顾右盼。”

　　如果考虑到毛泽东吃力、口齿不清而且又是很普通的谈话，这或许并不奇怪。毛泽东似乎只是一件展品，而这位大使以前已经看过这件“展品”了。

　　当毛泽东起身结束会见时，一位年轻姑娘梳理了一下他的头发，电视工作者拍下了最后握手的场面。

　　当1975年的最后时刻将要敲响新年的钟声之际，毛泽东正坐在他书房外的安乐椅上。他面色蜡黄，神色黯然，生机顿失，脆弱得就像德累斯顿的瓷器，已近乎无知无觉了。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从暮色中走来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被两位年轻女士搀扶着，挣扎着移动双脚，步履蹒跚。待站稳后，两位女护士退去。在照相机频频作响和电视摄像机的耀眼灯光前，他和美国人握手。这两位女士又搀扶着他回到沙发椅上。

　　朱莉从一个马尼拉信封里拿出一封信交到毛泽东那苍白、瘦削的手中。信是由一位失去官职的人写给将会失去职位但还在位的人的。

　　为了回顾他与尼克松在1972年难能可贵的政治联姻，毛泽东谈起了一些日常小事。“尼克松先生的腿怎么样了？”他问道，似乎要引到怀旧的情绪上来。

　　毛泽东谈到尼克松将开始的第二次访华，“我在等你父亲来。”他把双手重重地搁在椅子的扶手上以加强说话的语气。这是他那个晚上讲的最有生气的话。”

　　在步入1976年之际，朱莉和戴维碰巧发现毛泽东处于矛盾之中。他们发现毛泽东对美国人的一切事都很热情。“毛主席一直很关心你们的旅行。”当艾森豪威尔一家离开上海回华盛顿时，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对他们说，“他把你们看成自家人。”

　　然而，这对夫妇正好赶上极左思潮泛滥的时期，其中有些是毛泽东本人安排的。

　　“不值得提起，”毛泽东对朱莉和戴维谈起了一首充满斗志的词，这首词当时正准备重新发表，“那是我在1965年写的。”但《重上井冈山特里尔《毛泽东传》125毛泽东会见艾森豪威尔一家》这首词却是极左派的一颗手榴弹。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这是富有启示意味的词句。

　　《人民日报》在报道毛泽东会见艾森豪威尔一家的同时也发表了这首《重上井冈山特里尔《毛泽东传》125毛泽东会见艾森豪威尔一家》。同时发表的还有《鸟儿问答》，这也是一首斗志昂扬的词，作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

　　如果说，1975年1月一阵微风从右边刮来，那么1976年1月即现在所见的狂风则是从左边刮来。与一年前相比，毛泽东更难驾驭这股势力。但他关注着风向，这位已经收翼的老人在作最后一搏。当人民代表大会的“问答”有利于犯错误的“鸟儿”时，毛泽东愠怒不已。

　　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播下了1976年春“左”派思想泛滥的种子。

　　信写于毛泽东的82岁生日。它控诉“资产阶级”在这所著名理工科大学“掀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换言之，普通常识开始反击“文化革命”的教育“改革”的胡思乱想。

　　这封信紧随清华务实派中另外两个人的信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这两人之一是党委副书记刘冰，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如果不改变教育体制，学生离开学校时恐怕连一本书也不能读。”

　　邓小平是刘冰的后台。当刘冰说“左”派控诉邓小平在刮“右倾歪风”时，这位强硬的副总理口气坚定地说：“我们要刮它一场台风。”

　　这实质是“红”与“专”的对立。毛泽东有能力进行裁决吗？

　　毛泽东年事越高，就越相信人的主观意志的力量。即使在他憎恨恰恰是那些培养人的主观意志的学校时，他也是这样。他信口开河：“书读得越多，就越蠢。”他瞧不起教授。他告诉学生上课时可以睡觉，考试时可以聊天。他把作家送到边远农村去种水稻。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置孔夫子的读书治天下的训导于不顾。

　　尽管他瞧不起教授，但又害怕教授。虽然1956年北京所谓布达佩斯“裴多菲俱乐部”的幽灵萦绕在他心头多年，他还是忍不住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毛泽东召见了教育家蒋南翔，蒋南翔曾被左翼狂风从高级领导层刮下来、当蒋南翔进屋时，江青守护在毛泽东身边，警告他向毛泽东汇报教育形势“不得超过三分钟”。

　　蒋南翔过去曾任清华的校长，现在已从政治幻想中醒悟过来，他低声倔强地说：“30秒就足够了。”他毫不掩饰地对毛泽东说：“大学生学中学的课本，他们的文化水平只能与小学生相比。”

　　年老的毛泽东，这位教育水平下降的幕后制造者叹息道：“这种形势持续下去，要亡党、亡国。”他去读作家们写的书，尽管过后他又会把它们扔到一边。

　　追溯他20年代在湖南的行踪，就可以了解悲剧之源。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

　　1976年不是1927年，政治口号并不以同样方式在清华“不翼而飞”。那时绝望的农民试图找出能表达他们苦难生活的词句。

　　年轻的毛泽东并不理解，“教育要革命”对70年代一般的化学或物理专业的学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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