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38)_特里尔

一三八

　　毛泽东向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谈起个人悲剧，说官做大了就隐含着悲剧。他对这位马尼拉的铁美人说：“你官做得越大，别人向你甩的石头就越多。”

　　毛泽东对克立总理道出了引人不安的观察：“每一个来见过我的人，我喜欢的人，回国后差不多都没走好运。”他是指尼克松、田中角荣、恩克鲁玛、希思、苏加诺、惠特拉姆、西哈努克等人。

　　他所提到的这7个人都友好地访问过中国，回国后都倒了霉。

　　当克立礼貌地祝他长寿时，他若有所思地说：“有什么用呢？”

　　克立总理总结道：“他是一位仍坚信自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老人。但如果有人在他的房屋领地之外以他的名义发号施令，他根本不会知道。”

　　约瑟夫·艾尔索帕写道，克立总理曾弯腰给毛泽东按摩小腿和裸骨。不过这件事也许是克立的敌人编造的，克立对我矢口否认这件事。尽管如此，这位泰国领导人说：‘眼他讲话，我就像他儿辈或孙辈。”政治和文化背景阻碍了对毛泽东的疾病进行任何科学治疗的打算，毛泽东本人也拒绝治疗。他的医生诊断后要告诉他真相是不可能的。这位医生的政治上司要让其医疗的现实适应其政治的现实。当李医生向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报告张元昌诊断的病状时，汪东兴说：“你们检查了半天，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怎么行呢？总要想想办法。”

　　然而对毛泽东的眼疾的治疗是成功的。张玉凤希望能用输葡萄糖的办法治好他的失明，但医生坚持连续的医治，或是施行白内障手术，或是传统中医针拨的方法。中西医结合的各种方案供毛泽东选择。1975年8月，经过12分钟的手术后，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我又见天日了，可是看不清楚。”

　　1973年初，中美两国彼此在对方首都建立了办事处，从而使中美关系处于高峰。从那以后，毛泽东的对美政策处于争论的边缘。基辛格本来准备在8月份出访北京，因第十次党代会的召开而延迟了（此时周恩来对美国持冷淡态度）。

　　“批林批孔”运动牵强附会地把美国当作一个靶子。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界对亲华盛顿的举动提出了质询。被美国炸弹摧毁的越南正对北京的亲美倾向吹毛求疵。中国驻华盛顿特使则乘机于1974年的整个春季离职。

　　毛周合作关系的衰退使得这种局面无法挽回。这使得对美政策的制定工作落入极左分子和军人之手，从而使美方怀疑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坚持”其亲美政策。

　　基辛格觉得毛泽东的新任执政官邓小平不像周恩来那样热心对美关系。他搞不清楚为什么邓小平经常援引毛泽东的话，而当问到周恩来的状况时邓小平甚至不作任何反应。基辛格甚至把邓小平说成“一个不易对付的小个子”。

　　1974年下半年，基辛格访华时到305医院探望了周恩来。他发现周恩来莫名其妙地采取谨慎态度。基辛格感到困惑的是，周恩来的气色虽然很好，但会谈只进行30分钟就结束了。

　　更糟的是，毛泽东没有接见基辛格。这是这位美国人几次访问北京时第一次遇到的事。

　　尽管身处江南，在基辛格访华的前后两个月内，还是有6位其他外国领导人去谒见了毛泽东，尽管他们事前是在不知实情的状况下。与政治局中的一些亲美派比较起来，这说明毛泽东对基辛格的北京之行态度暖昧。基辛格是从海参威飞抵北京的，他和福特总统在那与勃列日涅夫共进晚餐。

　　毛泽东的一些同事私下里中伤1974年的中美关系。他们没有资格参与毛周联手的战略，且被中苏紧张关系松动的观点所吸引。

　　基辛格为福特总统即将访华感到心神不安。1975年10月，毛泽东邀请逗留北京的基辛格见了一面，基辛格松了一口气。

　　会谈中，这位国务卿要求毛泽东把他邀请福特总统访华的诺言写下来。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提起蘸水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基辛格祈求的这一托付，也许他对美国人的这种功利主义嗜好感到好笑，他至死都带着他的偏见。

　　毛泽东和福特的最高级会谈是件单调乏味的事。对福特来说，继尼克松之后访华，就像第二个登月者。不过，这位总统到北京的公务并不多，因为他对罗纳德·里根来自右翼的挑战感到焦虑。而令人敬畏又显得脆弱的毛泽东，看上去像是月球人一样不真实。

　　日渐激烈的意见冲突折磨着中国政界。西贡的陷落解放了越南南方人民，但没有改善中美关系。

　　“我们（在越南）失败了，”基辛格1975年春悲哀地对一位中国官员说，“你们该收拾一下残局。”毛泽东比他的同事更清楚基辛格指的是什么。

　　“越南是一座有四个方丈的庙，”事后不久毛泽东对江青说，“任何给过它施舍或救助的人都是它的施主。”

　　福特来访期间，毛泽东显得精力充沛。实际上，那时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与1972年毛泽东同尼克松的会谈相比，这次同福特110分钟的谈话内容更详细，时间更长。毛泽东不断地打着手势，说到点子上时朗声大笑，连身躯也抖动着。他似乎感觉到来访者是坐在他的书房中的最后一位美国总统。他十分振作，以最后一次证实自己的活力。

　　据贝蒂·福特说，当毛泽东看见她的女儿苏姗时，有报道说，基辛格在他们下榻的北京一家饭店的房间里，发现一张西伯利亚的地图。其上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是“统治东方”的意思。但地图上标的是中国过去用的名字“海参成”。

　　1975年12月，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应邀到中国访问。这是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基辛格。

　　“眼睛亮了起来。”

　　但是，在这次最高级的会谈中双方都感到局促不安。中美两国官员以及那些看过毛泽东与福特会谈的新闻片的中国人都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将不久于人世了。然而，继续执行这项政策的邓小平和福特，都不是那种能够向各自的国民颁布明确命令的强权人物。

　　苏联问题曾使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2年走到一起，而在1975年却成了毛泽东和福特之间的障碍。在美国人看来，对中国的开放本身就是一个结局，中美在亚洲的紧张关系已度过了危机；与中国的缓和同样是与苏联的缓和。

　　从毛泽东的观点看，这一策略的落实有赖实力而不是和平。

　　他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认为中美应并肩反对苏联的全球霸权主义，因为遏制苏联“霸权”的工作不是中国单方面能胜任的。

　　由于有一件棘手的事，这次最高级会谈失败了。福特出于本国政治的考虑不改变对台湾问题——关于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的立场。毛泽东也不停地批评美苏缓和，并向他的客人解释说缓和“只是使克里姆林宫受益”。悲剧在于双方这种战略上的分歧看不出有达成合作的迹象。

　　毛泽东以前也曾反对过缓和，那是在50年代后期，虽然方式不同，但理由是一样的。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朋友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当时他认为缓和对苏联有害。到1975年，这两个超级大国置换了地位。

　　不过，从民族主义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战略是一致的。他不想让苏联和美国相互打仗，也不想让它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他只希望它们相处得不那么安闲自得，以腾出时间使中国强大起来，并赶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两个。

　　在一系列令人痛苦的对话中，毛泽东对他的护士吴旭君说，他临死的时候不要她站在一旁，“我母亲未去世前，”他解释道，“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到她痛苦的表情。我要对她有个美好的印象。所以最终我在外未归。我母亲同意了。你能理解我为何不要你看到我临终么？”这护士伤心地说：“我们永远不会谈到死的问题。”可是毛泽东坚持要谈。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吃了不少鱼，”他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他以沉思的口吻对有关他自己的葬礼向吴旭君作了这样一个合适的评论：“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从古到今，没有人不死。这是生物发展的法则。”毛泽东曾是一位激情青年，现在他是一位激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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