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40)_特里尔

一四〇

　　毛泽东对刘冰的来信未作任何批复，他颇为欣赏极左派的那封“生日”贺信。他读后不久，这封信就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

　　“难道你（刘冰）要像扫除废物一样把工农兵驱赶出校园吗？极左派论教育的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铺天盖地的文章中，这是一句最有代表性的话。

　　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开始了。如往常一样，它又是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始的，在这些领域理论与现实极易混淆。

　　“敌人”就像从流水生产线上出现的一样，工作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与“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联系。以喊“革命”代替“生产”成为一种时髦。周——邓集团中的官员们被吓倒了，对外贸易也蒙受损失。

　　满口的“‘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等词句，似乎这样装腔作势地讲得越多就越能肃清大多数中国人私下认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的想法。这种调子是被狂热分子煽动起来的。

　　因为毛泽东鼓励他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仅仅是为启发公众而进行辩论？或者，这是否是毛泽东要把某人赶出政治局，像他们以前做这种事一样，准备在新闻界制造声势？新年前夕毛泽东作出了回答。

　　“党内将有一场斗争。”他对朱莉·艾森豪威尔喃喃地说。

　　尽管毛泽东体衰力弱，他还是竭尽全力去拯救正在贬值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因此，《重上井冈山特里尔《毛泽东传》125毛泽东会见艾森豪威尔一家》和《鸟儿问答》写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并不是偶然的。

　　“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个节日，它没有产生新的结构。毛泽东曾想让“为人民服务”的利他主义精神渗透到平民百姓的心底，他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要解决人们世界观问题的伟大革命”。

　　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政治方法。“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曾想摆脱那些失去了毛泽东主义者品质的同事们。

　　60年代，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确实主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畏惧心理大大减退。一种新的政治手段也确实展开了，一度消极被动的成百万群众被发动起来，直接参与政治运动。于是，毛泽东在高层的对手被消除，政治局中的半数成员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落马。

　　可是，这些变化都未能得到善终。到70年代，青年们的激情变成极端的愤世嫉俗，基层群众运动没能成为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作为70年代的胜利者官复原职——邓小平是他们的代表。假如减低对权威的持久敬畏，现在将导致对共产党的怀疑。

　　重振“文化大革命”已无任何意义，节日毕竟只是节日。也许人们可以看出，将自己作为导师的角色和作为领袖的角色混合为一的老年毛泽东要在临终前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上海和平饭店的糕点师傅做了两只特制蛋糕，它们是用来庆贺理查德·尼克松先生63岁生日的。

　　棕白相间的糖霜香草蛋糕是供朱莉和戴维享用的，那天他们是这家饭店的贵宾。饰以“尼克松先生生日快乐”字样的大蛋糕装在丝绸裹着的盒子里，这是为这对夫妇带回到圣克莱门蒂去的。

　　当厨师们准备把蛋糕送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时，一位信使赶到门前，他从北京带来一条不祥的消息：周恩来死于癌症，终年78岁。

　　朱莉和戴维很快把蛋糕当作早餐享受了。从表面看，中国的日常生活似乎仍没有什么变化，即使新闻宣传从攻击周恩来转到赞美周恩来。

　　周恩来的遗体从他病故的医院转送到紫禁城的一间大厅。随着裹有黑黄色玫瑰状缎带的灵车队伍驶过，近百万人注视着，他们带着复杂的感情站在寒风中默默地哭泣。

　　在中国领导人中，唯独毛泽东没有加入众多的哀悼者行列和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作最后告别。即使九十高龄的朱德也来向这具覆盖着党旗，被鲜花和常青树环绕的瘦削而僵硬的遗体告别。

　　毛泽东也未出席追悼会。邓小平在有5000名中国上层人士参加的会上致了语气过分颂扬的悼词。王洪文主持会议，他极不自然，就像一位参加教授会议的学生。

　　50年代以来，毛泽东极少参加追悼会。自参加1972年陈毅的追悼会以后，他未参加过任何追悼会，他送了一个花圈，花圈安放在这位任过26年中国总理的遗像旁，另一旁是中共中央送的花圈。遗像下摆着骨灰盒（周恩来曾要求火葬，并希望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也许毛泽东只是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露面，在这位总理生前最后的几个小时，他曾到医院守候在周恩来的病床前，一种孤独或是内疚的悲痛使他要同这位在他所有高级同事中与他关系最持久，对他最忠诚的人讲几句话。毛泽东是除医务人员外与周恩来谈话的最后一人。

　　中国古代学者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周恩来的死就重于山东的这座高山，而且，他出人意料地死在毛泽东的前头。

　　如果毛泽东先于周恩来去世，周恩来便能缓和一下势态。然而，周恩来先于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不仅不能平息反而会扩大由于周恩来的死带来的政治上的动乱。

　　失去了周恩来，具有“猴性”的毛泽东陷入了李尔王的境地，而极左派势力会对邓小平不讲情面的办事方式发起挑战。

　　一句话，周恩来的逝世所导致的两派分化在1976年冬达到高潮。并且，正是毛泽东的存在，以及他摇摆不定的嗜好增加了反对邓小平的筹码。

　　当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时她没有脱帽，这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被电视摄像机捕捉住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官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喊道：“打死她！”

　　邓小平走近周恩来的遗体时，周恩来的遗婿，淡泊、可敬的邓颖超对他感激地致意，但对江青则冷冰。邓颖超对张春桥的态度似乎介于两端之间，不冷不热。

　　像往常一样，照片是西方新闻报道中最能说明中国人的对应物。毛泽东对艾森豪威尔一家说过的“党内斗争”在周恩来的尸骨未寒之际就有了预兆。电视镜头为这一轮廓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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