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37)_特里尔

一三七

　　人民代表大会的实用主义论调两个月内似乎就已过时。1975年春，冷风开始从“左”边刮来，它由一条新的毛主席语录煽起：“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也许人民代表大会的路线从未在政治局中取得过一致。持不同观点的同事们“按各自需要去领会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的缺席使他们比往常更加容易这样做，并且周恩来的患病又使得偏离这一路线增加了更多可能性。

　　张春桥曾警告：“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这听起来有点像一场新“文化大革命”的吹鼓手。这位上海“左”派人物猛烈抨击讲求实际的邓小平和周恩来，说他们“在青少年中鼓吹物质刺激的观点”，说物质刺激“像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

　　张春桥的极左同伙姚文元也搬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腔调。

　　工资差别太大，金钱制度是资本主义残留下来的，它最终会灭亡。这位上海评论家预言，新的阶级敌人会利用这些邪念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毛泽东给这两位上海人以鼓励：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带来新的语录这一最最令人信服的、神赐钦差般的指示牌，此外还让其在自己身边照相。

　　这场骤然间变得重要而又莫名其妙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带来的现实后果是工业出现波动。在杭州，分裂和武斗的情形极其严重，毛泽东同意派王洪文到这个湖滨城市去做调解，然而王洪文的出场反而恶化了形势。

　　恰好这时克立总理访华，他看出周恩来权力下降的迹象。忍受疾病折磨的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说：“克立呀，你回去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会侵略泰国。”

　　“总理先生，”这位泰国领导人回答说，“这些话非常令人欣慰。”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条，探身向前要求周恩来亲手写下这一许诺。“我要把它复印几百万份，挂在我儿子和孙子的脖子上。让泰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事，这将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收获。”

　　“我的手发抖，”周恩来拒绝了，“我病得太厉害，写不了。出于面子上的原因，克立接受了周恩来的借口。这是克立在采访中告诉我的。不过我相信周恩来的勉为其难在1975年年中是因为政治的缘故。

　　到了夏末，飘忽无常的“左”派刮起的冷风开始过去，金猴毛泽东要奋起千钧棒扫一下极左派。

　　克立本人回忆他与周恩来会见的场面时说：“不像是一所医院”。周恩来戴着一枚毛泽东的像章。这在1975年是不同寻常的，即便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四处泛滥时，我发现周恩来也仅仅佩戴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1975年年中，克立总理拜见毛泽东时，邓小平、毛泽东关系显得有些紧张，“邓小平坐在一个很远的角落里，非常拘谨，庄重沉默，没说一句话。”在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责骂了唐闻生之后，不可相信一个美国姑娘，毛泽东以恩赐的态度对邓小平点点头说：“他是对的，你可以相信他。”邓小平愉快地笑了笑。

　　毛泽东赋闲了一段日子，在中国访问的圭亚那、莫桑比克和刚果的政府首脑都没有见到他。这之后，毛泽东在5月召集并主持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457会上，他批评极左派搞宗派主义。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都写信向这位愠怒的主席作检讨。

　　这场道德剧上演时，邓小平着手安排自己的势力占据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中清洗出去的官员们就像上班高峰时来往的乘客，纷纷官复原职。罗瑞卿是他们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他是前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由于对苏联不够敌视，他成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位受迫害的高级官员。

　　毛泽东作为仲裁者对邓小平的举动给予默许。他似乎扪心自问，在那些要拉自己下马的要人们中间，邓小平难道真的是最坏的一个吗？

　　在部分新闻报道中，经济取代了思想观念而成为主题，邓小平提出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成了引人注目的口号，几如春天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号召一样。

　　经济上讲究实效的风气在1975年秋达到高潮。这年召开过几次会议。在一次农业会议上，邓小平发了言，华国锋这位在湖南以抓农业起家的第二把手也发了言。

　　江青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她没有当上文化部长，不过现在她倒是能够向农民推广其文艺主张。

　　《人民日报》只发表了邓小平和华国锋的讲话，毛泽东不准发表他夫人的讲话。当华国锋把江青的稿子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在上面批写道：“放屁！文不对题。讲话不要发，稿子不要印。”

　　毛泽东还批评江青与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会谈。会谈中江青狂妄自负，极为放肆。当看到她对维特克表露政治上狂妄的谈话记录后，毛泽东勃然大怒。

　　毛泽东对江青的感情强大到在中国政界引发两次巨大的地震。第一次是谴责“左”派，这把球传给了邓小平。第二次马上就要到来了。

　　当毛泽东病体日衰，周恩来离职住院时，对来中南海访问的外国领导人来说，翻译们似乎成了关注的焦点。泰国总理克立于1975年7月与毛泽东会晤后写道：“他的嘴似乎跟不上他要讲的话，有时根本听不见他说了什么。”

　　克立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时，“毛高声呼唤……他同我握手后嗓门更高了，直到女翻译、护士和所有的人都跑过来。”毛泽东的许多话连翻译都听不懂，他们转而求助于护士，有时护士也听不懂。“这时，就会找来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来听清他所说的话。

　　会谈结束时，克立总理赠送毛泽东一件礼物，毛泽东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他像个孩子，摆弄着手中的香烟盒，直到有人把烟盒从他手中拿走，所有的机敏、知识和智慧，突然间都从他眼神中消失了。当我们握手时，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盯着我的头。”原来的毛泽东已不存在了。

　　为了国外那些恼人的求见者，这位主席不得不被人从床上扶起来并穿好衣服。他下巴低垂，给人一种老态龙钟的感觉。

　　他步履艰难，像是在踩高跷。他拖着疼痛的脚，摆动着不易察觉的僵硬胳膊，像是在活动人工假肢。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失去让外国人遵从他的能力。

　　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夫妇见过毛泽东以后说：“当我们驱车驶入紫禁城门内并被带去见他时，对我和塔玛来说，那真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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