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36)_特里尔

一三六

　　“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令人不可思议，就如他派出的小组令人费解一样（除非精明到极点，否则不会作出这种选择）。

　　年轻的王洪文回答说：“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难道愿意听他的娃娃话？

　　邓小平再度参政是在“批孔”刚开始后的几个月，他能相对灵活地时待这场运动了。他私下对人说：“孔子已经死了，他的思想也不合乎时代，我们应该反对。我们也要死的，几千年后我们的思想也要遭到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与人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几年前，当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勋爵说刘少奇将继承他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时，布莱顿顺势抓住这个问题。

　　“我问（毛），刘少奇之后谁将接替他”。他不知道或是不关心这一点。他说他自己要见马克思去了，在中国，他们自己会安排好的。

　　但是，也许他确实关心这一点。参见《七十年代》，1977（3）。（就）说这些吗？几天以后，在中央委员会的小组会议上听王洪文讲话的人，也不会听到什么别的东西。

　　“一场内战将会爆发，全国将一片混乱。”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根据香港的共产党情报来源提供的消息，毛泽东欣赏邓小平的答案。

　　尽管其报道大多数时候脱离实际，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读《人民日报》这份差强人意的报纸。这份6个版面的报纸像是一个大的宣传委员会编写的。新闻可是这壶里的茶。（《人民日报》不是报道而是告诫。它是（或者至少毛泽东在世时是）每日教义的阐释，其新闻性质是把具体的道德说教牢牢植根于永恒不变的真理中。不管怎么说，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从1974年的那闹哄哄的版面中发现了一些真相。

　　凡是反映他过去熟悉的事情就是真理。如果他读到杭州一家丝绸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事实。他认为他是与两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从20年代开始攀登权力之峰时起就是这样。他觉得他清楚路线的分歧所在。他甚至这样劝慰自己，假若“工人阶级路线”战胜了“资产阶级路线”，那么，丝绸的产量就会提高。

　　不过，毛泽东生活在往事中，否则他难以相信1974年的《人民日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感觉。同时，毛泽东的健康进一步恶化，1974年9月最后一次游泳时差点使他窒息。终于，他只能左侧躺着，其他任何姿势都使他呼吸困难。卧床的剧痛和全身发痒的皮疹折磨着他。

　　轿车载着2885名代表驶向人民大会堂。沿街的人们猜测，那个例行公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会议推迟这么久才召开，人们差点把它看作海市蜃楼了。会议似乎又回到务实中来：周恩来从医院回来并以权威人物出现；国家的新宪法规定，工人有罢工的权利，农民有拥有自留地的权利；极左派在新的政府成员中只占极少数，邓小平得到提升；会议还强调了秩序和经济建设任务。

　　这不是周恩来所看到的一次胜利的、批林批孔的左派分子的完结和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吗？1975年1月，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产生了以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领导机构。在周恩来病重治疗期间，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但是，大会堂里空着一个座位，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

　　莫非他病危，甚或是逝世了？没有，当这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时，马耳他总理和德国右翼分子弗兰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兴致勃勃地来到南方会见了毛泽东。

　　由于不知道是否能把握政府中复杂的形势，毛泽东正在他的营帐中愠怒着。

　　人民代表大会的公报没有对毛泽东的缺席作出解释，并对他只字不提。毛泽东也没有参加召开前的中央委员会。

　　新宪法与1970年准备好的草案不同，与1969年党章规定的也不同，甚至与1973年那个平淡无奇的东西也不同，它较少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虽然谈到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主席职位，但没有涉及毛泽东本人。

　　不可思议的是，在周恩来的报告中而不是左派张春桥的报告中一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周恩来的报告至少26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

　　几周以前，毛泽东与王洪文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有趣的是，一位鲁莽、冲动、资历浅的造反派对毛泽东的缺席提出了非难，张铁生（辽宁学生，因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写了封控告信而闻名）讲毛泽东‘准给四届人代会波冷水”，这样使人大代表不引人注意。张铁生作为人大代表，其上升也像“直升机”。后来，这架直升机坠落了。毛泽东逝世后，张铁生被判处徒刑。

　　“直升机”敦促毛泽东给极左分子多派些工作。他暗示——秉承江青的意旨——周恩来的病并不像他装的那样厉害，他正在医院中忙于策划他的未来。他也怀疑邓小平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就会同意张春桥任总理吗？

　　毛泽东没有认可王洪文的计策。他准备等到独眼老将刘伯承和其他将军们改变其反对意见后，让张春桥出任国防部长。他甚至还想过让他夫人出任文化部长。但是，这位老人终于发现政治从来都存在着讨价还价，因为对此计划有着太多的反对声音。

　　不久，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他说，宗派主义是件可怕的事。接着他又以轻松的口吻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包括他自己在内，如他与林彪共事这么久。他赞扬邓小平是一个“务实的人”，同时，他劝告他的同事们要警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毛泽东解释他为什么没有管党的事务和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他坐而待机，深深地掩饰着自己的疑虑，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两派，暂且让人各行其是。

　　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恩来如此频繁地提及毛泽东，也许既是为了安抚这位主席，又是为了对毛泽东的缺席赐给他额外的自由深表感激。

　　事实上，再来探讨毛泽东在这些日子是否还是毛泽东主义者已不再有意义。他今天是，明天则不是。自1974年初以来，他的眼睛几乎失明。毛泽东于是召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为他读古诗，听的时候他也哼哼并做些评论。不幸的是，该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已经指示芦荻：“不得提出不合适的问题。”由于担心在合适与不合适的问题上犯路线错误，芦荻未向毛泽东问任何问题。而作为一个陪读古典而犯错误的人，毛泽东称她是个“笨人”，还说如果她是个好老师就一定要问学生问题。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