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35)_特里尔

一三五

　　这两个人再也没有一起在公开场合露过面了。

　　这可以归结为病痛或机遇。但在这表象的背后，内在地隐藏着可怕的严峻事实，即他们的合作大体上到此为止。

　　然而，对中国的治理光靠年迈而执着的毛泽东担当建筑师还不够，还需要周恩来这样的建设者。没有建设者，建筑师无疑创造不出更多的东西。

　　当毛泽东远在南方的一天下午，北京《光明日报》社的大楼内由于受指责而乱作一团。已出版的报纸被收回来销毁。因为当天报纸的第二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孤愤》的文章。一位高级官员害怕它会有引起中国公众巨大混乱的危险，决定不让它与《光明日报》的读者见面。五条地区性新闻组成的新版面取代了《孤愤》。

　　《孤愤》为2200年前法家人物韩非所作，《光明日报》加上一篇编者按与其同时发表。不过，该文影射毛泽东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韩非的确又孤又愤，他被“奸臣”所包围。他怨愤那些逢迎馅媚者使他与真实的世界隔绝，使他不能接触那些可信赖的官员，而这对一个执政者来说简直是“罪大恶极”。这个持异见的论者还说，一个执政者容许此类危险的事情发生简直是一个“大错误”。

　　《孤愤》勾画出一个充满谎言、派性和濒临崩溃的王国。

　　韩非的文章是用古文和白话文两种文体刊登出来的。《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提醒读者不要简单地把韩文看成一个典故，其编者按说，林彪及“他一类人”就像韩非周围的奸臣一样。

　　是谁决定发表《孤愤》，又是谁命令将其撤销的？这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可能，而每一种都可以证明毛泽东的政府的混乱。

　　可能是毛泽东想要发表这篇文章。与韩非一样，毛泽东感到他已为“奸臣”们所困。他要敲响自我的警钟，而不致把自己和韩非的悲惨一生等同起来。

　　如果毛泽东在临去南方之前批准发表这篇文章，那么不难想像一些（可能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想禁止其发表，因为如此公开地表示憎恶和悲观的情绪，用美国人的话说，不利于国家的安定。

　　不过，《孤愤》的发表有可能是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1974年，以江青歪曲了的观点来看，周恩来是林彪“一类”，她把周恩来（及其盟友）看成了毛泽东死后挡在她前进路上的主要障碍。

　　这个演员出身的女士，有权对报刊的编辑们发号施令。那年夏天她耀武扬威，所以乘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来攻击周恩来。

　　假如果真如此，令人吃惊的是周恩来的朋友能够将《光明日报》的这篇含沙射影的文章迅速撤回来。

　　毛泽东和江青的长期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在私人领域，虽然不纯是政治领域。这位闪烁着未来皇后目光的前演艺家已经搬出了中南海。大约从1973年起，江青若要与毛泽东谈话，必须说明理由，在得到毛泽东的允许后才能进入其居所。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至少拒见过她一次。

　　毛泽东写信给她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次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

　　在1974年至1975年毛泽东长期离开北京的期间，江青没和他在一起。猫一不在，老鼠就耍威风。

　　事后有证据表明这一点。毛泽东逝世后，北京声称毛泽东在7月份曾给他妻子写过条子，其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据说12月份他又写信给上海极左派头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见《七十年代》，1976（12）。]

　　毛泽东最后一次在首都露面的时间是1974年6月。7月，江青开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人民日报》宣称她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这对她是稀有的荣誉，胜之于她昔日的所得。

　　她主持会见菲律宾马科斯夫人及其他外国客人的会见，对她来说这是一新的角色。

　　在浙江省，可见到“江青和王洪文的指示”。只有毛泽东或者第二号人物才能发“指示”，江青从1964年起的讲话被新闻媒介以“10年特辑”的方式来颂扬。

　　对那些轻视毛夫人的人来说，一篇关于汉王朝开国皇帝的奇特的文章令他们无法忍受。在1974年间谈论历史上伟大女性的众多文章中，这篇文章异乎寻常地强调汉高祖夫人的品质和作用。她坚毅果断，在丈夫故去之后掌了权，并通过推行她丈夫的路线而流芳。

　　毛泽东对已和他分居的妻子在1974年间的政治活动感到厌倦，“她四处插手，四处抛头露面。”在江青飞黄腾达的时候，他这样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在1975年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说，毛泽东终于气愤地否认江青有解释他自己意见的权力。“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我重病在身，八十一岁了，”他在1975年间给她的一封信中曾伤心地说，“你也不体谅”。这是一种凄哀的呼声。这表明毛泽东对他夫人的掺杂着感情和政治的纠纷实际上已无能为力。

　　不过只要毛泽东发出指令，或者去世，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顷刻间就会垮台。

　　毛泽东离开北京长达8个月的最后几周，他的夫人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召集外交人员讲话，并宣称她的讲话代表毛泽东。

　　江青以一种特殊的腔调说基辛格的“基本观点受资产阶级利益的局限”。不过，她注意到基辛格认为要“保持势力均衡”以及他“承认”国际关系中存在“矛盾”的观点。

　　在这妄自尊大的混乱讲话中，江青披露了毛泽东对外政策的二重性。

　　但在7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外交政策中这种思想观念上的措辞几乎不复存在。江青也许能从毛泽东那里得知只言片语，但她很难充分理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

　　毛泽东对基辛格（江青在香山饭店发表长篇讲话的那一年毛泽东会见了他两次）讲，北京主要战略向美国人倾斜，缘起于中苏之间的敌视。

　　毛泽东批评基辛格时不像江青那样，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冒险家。毛泽东主要批评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没能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贪婪的、多少也算是资产阶级的北极熊。

　　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与江青一样担心同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有可能受到污染。但是，他并不像极左派林彪那样渴望回到对美苏实行“等距离”外交政策中去。

　　江青有可能看到“杜勒斯的幽灵”正从太平洋彼岸飘来，而毛泽东却坚信这个幽灵正在克里姆林宫中。

　　毛泽东对北京10位最高领导人中的两位犹豫不决。江青激怒了他，虽然这位自负者比极左派还要糟，但因为某种感情的牵连，某种面子上的需要及某些踌躇的猜疑拖住了毛泽东的手脚，使她没有被清除。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依赖所在，这位副总理在1974年底坐上周恩来的交椅，但毛泽东在与他相处的时候又特别留神。邓小平无疑仍然“很聋”，如毛泽东在60年代指责过的那样。现在，当这位主席发言时，他已能随机应变，给人的印象是全神贯注，而不再敲着手指头似乎在说会议议程应该进入下一个了。

　　毛泽东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视察。在这次到各省的巡视中，我们无法知晓这位“小个子”和“坐直升机上来的人”是如何相处的。他俩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召见他们让他们汇报所见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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