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34)_特里尔

一三四

　　孔夫子曾说过：“过犹不及。”毛泽东不相信这一套。他绝对看不到中庸的好处。

　　然而，毛泽东的变化观与孔夫子的社会秩序观之间的战争，在1974年恰恰是一场滑稽剧。

　　孔夫子的影响确实阻碍了毛泽东主义者改造中国。在农村遍布孔夫子的遗风，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地位、变化等的看法，都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不过，在毛泽东的中国，类似批孔这样的运动表明政治局有人会受到冲击。

　　1974年间，毛泽东接见了20余位国外的达官显贵，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而毛泽东每天都从自己的报纸上读到排外的文章。这些文章使人想起“义和团”的造反热潮。

　　这些是否是政策失控发生的倾斜？是否表明各个派别已经四分五裂？是否反映了毛泽东的言行自相矛盾？这都有可能。

　　毛泽东说：“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并不等于白吃。这句延安时代的重要论断，在1974年秋天，北京新闻界又重新把它放在显要的版面。毛泽东做了公平合理的“警告”，绿灯闪过之后是红灯。

　　江青把孔夫子作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向上爬的敲门砖。

　　周恩来则全力以赴地加人这场运动以迎合现在似乎要疏远他的毛泽东。他把林彪的名字安在孔夫子的前面。

　　变“批孔”为“批林批孔”，这样被迫参战的总理想把一场闹剧差不多改编为一场喜剧。毛泽东不是说过吗？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现在，孔圣人和国防部长居然作为这种类型的孪生怪物被强行推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前。这两个人，一个才死了两年半，另一个却长眠了2500年。

　　周恩来感到整个运动都荒诞滑稽，并且确实对伟大的文明古国是奇耻大辱。它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政治局已处于瘫痪状态。政治局的瘫痪在于毛泽东身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

　　对江青来说，由反孔发展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给全国造成巨大混乱，于“左”派大为有利。对周恩来来说，它被视为批判林彪集团的继续，故是一根套在极左派脖子上的绳索。

　　毛泽东赞成江青的看法，但他并不总是配合这位“文化大革命”中圣母玛利亚式的人物。总之，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和着江青的步子并肩前进。

　　1974年冬天，毛泽东提醒紧张不安的同事们：“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能够从容不迫地给极左派重重一击，同时又不止一次地敲打他的颇负盛名的右派对手。

　　“现在形而上学猖撅，”毛泽东在1974年2月说，“片面性。”针对高干子弟上大学搞特殊化的问题，他又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这位老者用颤抖的手确实指准了一个问题。

　　但他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仍然太革命，以致不能同意周恩来愤世嫉俗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仅仅是让这场运动顺其发展，变化为一团无害无益的抽象物。

　　毛泽东和极左派在军队问题上存在分歧。阻击军界那些随林彪一起垮台的左派军官，对坐在文艺事业的华丽沙发上的江青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在军队角落里她没什么损失。

　　毛泽东作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不能与军队疏远，人民解放军更接近于群众而不是政党，确实，在1973年冬至1974年，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调换了各军区司令员，11位司令员中的9位都调动了工作。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对这些地方上的军人来说，也可算是被彻底赶出了家门。他们不得不离职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这绝对说明了毛泽东是如何行使他的权力的。他的成功之举除了引起一点抱怨外，并没发生暴力反抗。

　　如果毛泽东在这个变动之前不给邓小平复以高职，如果不让邓小平发出可以解除每一头他管辖的军队狮子职位的指令，那么人们会怀疑他是否能调整他那些咆哮着的狮子的位置。

　　然而，毛泽东再也不能做出类似的事情了。一年以后，快到1974年底时，他又把这些军区司令召集到他在杭州的别墅。他们中有些人宣称不来参加会议，直到毛泽东做出政策上的让步，即在下个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透露的那样，他们才同意与他们的统帅会面。

　　中国有句谚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文化大革命”中期起，毛泽东一直是军队之“水”上的“舟”，但是，他必须谨慎从事，以免水位上升得过高将他淹没。

　　1974年5月，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步人了毛泽东的书房。礼宾司的负责人把每一位显要人物引到毛泽东的安乐椅旁。按照惯例，作为外宾的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边。但在毛泽东的右边（中间隔着翻译）“周恩来的座位上”却坐着邓小平。

　　1974年春，毛泽东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坦桑尼亚的尼雷尔和柬埔寨的乔森潘，周恩来每次都坐在毛泽东的右边。[见《人民日报》，1974-05-08（桑戈尔）；1974-02-26（布迈丁）；1974-02-23（卡翁达）；1974-03-26（尼雷尔）；1974-04-03（乔森潘）；1974-05-19（马卡里奥斯）。]

　　1974年底，毛泽东曾三次会晤外国首脑，即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马来西亚总统拉扎克，以及英国的希思，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但坐在不太显著的位置上。

　　在8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许只见过一次面。

　　1974年12月27日，周恩来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的诗可能是在这次会见期间赠予周恩来的。爱德华·弗里德曼教授引导我注意到周恩来的长沙之行，他是在中国一次展览的文字说明中发现这一点的。会议，但坐在离布托较远的地方。照片如同新闻报道一样，紫禁城新排的座次无异于一次政府的内阁在变动。

　　在此四天前，毛泽东会见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时，周恩来还坐在紧靠毛泽东右边“他的”座位上，比他职位低的领导人像往常一样坐在外国客人的左边。

　　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多次。在允许拍照的会议室，毛泽东与外国领导人会谈时，周恩来一直是坐在他原来的位子上，而从不坐其他地方。但从此后，他再也没坐过“他的”这一座位了。

　　1974年年中，毛泽东去了南方。对毛泽东来说，夏季离开北京是不同寻常的，他离开首都多数是为了过冬而到气候较暖和的杭州、长沙、广州等地。更不同寻常的是——人们可以回溯到1965年作一对照——他离开北京在外待了9个月之久。

　　就在毛泽东要去南方之前，周恩来住进了北京一所部队医院。

　　周恩来说：“我老了，不行了。他仍断断续续做些工作。他离开医院公开露过三次面：1974年的建军节、国庆节及1975年1月召开的党代会和人代会。每次活动毛泽东都没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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