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33)_特里尔

一三三

　　惠特拉姆是以玩笑的口吻提问的，毛泽东本来可以轻松作答，但他生硬地说：“不知道。”

　　澳大利亚客人都把眼睛转向毛泽东，所以谁也不知道王洪文当时的表情怎样。

　　在历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漫长的经历以后，惠特拉姆提醒道，当年你们长征时，王洪文还没有出世呢。王洪文试图说些什么，却被周恩来与惠特拉姆打断了。

　　会谈快结束时，王洪文才找到一个机会回到惠特拉姆对他的评论上来。“我正是长征时出生的，那年我一岁。”他强调说。

　　接着他补充说，自那时起他就已经“像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样，开始干革命了”。这种声明只能说明他资历太浅。

　　王洪文似乎不像中国政府中的第三号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是那样看待他。毛泽东在“十大”对王洪文的提升是点了头的，他在会议刚刚结束就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谈起过王洪文：“你看看他，很有前途。”不过他这时已不抱幻想了。

　　周恩来是毛泽东的神秘书苑与世界的桥梁。既要保护毛泽东，又要慎重地控制毛泽东，这对周恩来来说是个极大的难事。

　　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惠特拉姆几次努力试图给这场尴尬的交谈加上一点儿乐观的气氛。他说，就中国的问题来看——毛泽东几次谈过这些问题——“革命的前途”无疑是在年轻的一代身上。

　　“我和周恩来都活不到革命结束的那一天了。”毛泽东是这样。

　　王洪文对这一点很清楚。1974年1月，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学习小组上作了一次讲话（从未发表），这篇讲话是典型的自我辫解。以前中共领导人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王洪文的这次讲话那样，引用了那么多毛主席语录。他是在竭力提示听众，他是——或者曾经是——毛泽东的宠儿。

　　自1973年后期以来，极左浪潮主要发生在教育界，导火线是张铁生点燃的。他中学毕业后在东北的一个农场工作。

　　在辽宁省的大学入学考试中，他交了白卷，并附上一封信，愤怒谴责了现行的考试制度和教科书、。

　　张铁生的信通过广播如经典一般在6个省播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他的信，并加了编者按以示赞成。不久，这家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又刊登了一篇激昂的文章。作者12岁，她说她已受够了学校的师道尊严那一套。这个孩子气愤地说：“我们还是毛泽东时代的孩子吗！他们怎么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我们？”

　　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是东北反教育权威文章的幕后策划者。他30岁，当时主管辽宁省的宣传工具。他的支持使辽宁年轻造反派的“反潮流”成为可能，并不受限制地发展。

　　毛泽东拒绝与惠特拉姆共奏一曲未来的凯歌，拒绝按惠特拉姆提议的那样，从结构上来探讨中国革命的未来。人固有一死是他的主题。

　　“我已疾病缠身，”他示意说。

　　周恩来笑着插话：“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这样说或许是出于诙谐，因为周恩来想让客人们这样认为；或许是出于谈话的窘迫；或许是想婉转地顾及毛泽东的自怜。

　　毛泽东接着说：“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他不隐瞒自己恶劣的健康状况。

　　周恩来缄口不语。与毛泽东相比，他见上帝的日子（这种话他从未讲过）比毛泽东更近。

　　在11月这个寒冷的下午，毛泽东面前这两位活生生的人使他感到更加孤独、可悲。周恩来会比他死得早，王洪文坐“直升机”上来仅数月就引起了他的怀疑。而这两个人又是他权力机构中的第二和第三号人物。毛泽东要拖着步伐迈向未来，而这两人都不会跟他在一起了。

　　死亡与疑虑正把毛泽东与他的可能的继承者分开。

　　周恩来看了一下表，示意会谈已经差不多该结束了。毛泽东指了指王海容——一个思想靠“左”的小人物，当时她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文静而拘谨。这位主席打趣说：“她把我管得很紧，从不让我说话时间太长。”

　　极左派和反极左派集团为了职位和政策，借不成体统的批孔名义进行拉锯式的竞争，造成局势紧张。

　　《人民口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每隔那么七八年，牛鬼蛇神就要跳出来。”这是在1973年后期发表的。这是让人们回到1966年的那场对“牛鬼蛇神”的斗争中去。’

　　或是毛泽东的身体太虚弱，或是他太冷酷，或是他自己就不相信，以致他不能为大家定义一下牛鬼蛇神，这势必造成混乱。

　　1974年初，他连放在眼前的手指都看不见了，仅仅能辨白光的方向。他的舌头也不听使唤了，不仅发音不清，甚至合不拢嘴。

　　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大规模的“批孔”运动。虽然没人能预测这一运动的最终命运，但“批孔”（“批判孔夫子”的缩写）却成了许多极左派狂热行为的理论根据。

　　“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又像雨后春笋般地盛行起来。毛泽东的像章再度流行。在上海这个极左派最坚强的堡垒出现了一本新的杂志《学习与批判》，其目的似乎要搞得比中国共产党的党刊《红旗》更红。

　　内聚力的下降与政治温度的上升同步进行。如同林彪事件的后两年一样，仅做好本职工作是不够的。现在，你必须装腔作势谈思想观念，越是响亮、越有戏剧性越好，而且你必须把所有邪恶与“阶级敌人”孔夫子联系起来。

　　减少交通事故的关键取决于“批孔”运动的效果，海南岛的广播如是说。

　　意大利电影导演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1972年到中国拍片受到欢迎，现在他被称作“小丑”。他那单调的甚至冗长乏味的影片已经成了“对中国人民的挑衅”。

　　对罗马“小丑”的攻击又牵扯到“反美”运动上来，并很快成为“批孔”的副题。《人民日报》轻蔑地说，美国人竟认为安东尼奥尼的毒草电影“引人入胜”，由此可见，在美国“杜勒斯的阴魂仍然未散”。

　　贝多芬被批判为“颓废派艺术家”。1973年间，费城、维也纳和伦敦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并引起很大反响。但在毛泽东的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安全的。《人民日报》拉长腔调数落欧洲的文艺作品：“对我们来说，不难察觉出这些荒诞、离奇的旋律背后所反映出的淫秽、腐朽的生活和颓废的情调。”年迈的毛泽东（不是西方音乐迷）显然私下对某些俯首帖耳的人叮嘱过，音乐像其他东西一样，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挖掘出它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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