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32)_特里尔

一三二

　　它更加庞大。上一届有279名成员，现在则是319名，这表明代表着各种不同的利益。与以前的中央委员会相比，来自毛泽东故乡的成员少了一些。

　　林彪自取灭亡，毛泽东心力交瘁。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亚总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的问题交换意见。一位外交部官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马上对惠特拉姆总理说：“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

　　当这位身材高大的澳大利亚人起身随周恩来向侧厅走去时，他未拉上拉链的夹克衫却挂住了会议桌绿色台布的缨穗，就像剥香蕉皮一样，整块台布掀离了桌面，便笺、铅笔、茶杯就像受引力作用一般，随着惠特拉姆的方向卷去。

　　“可能是见毛泽东。”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便笺上写下这几个字，然后把便笺推给坐在他旁边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他的确猜对了。这种戏剧性事件的唯一可能就是会见毛泽东。

　　惠特拉姆问他年轻而聪明的大使斯蒂芬·菲茨杰拉尔德：“那张写有问题的纸条呢？”可是谁也找不到。碰巧，毛泽东自己有几个问题。

　　下午四点半，两辆黑色的中国小轿车由长安街一扇红色大门疾驶进中南海。每位来访者下车时，都有一位中国助手把手放在车门顶部，以免客人出门时磕着头。

　　接下来的100分钟里，当毛泽东品着一个瓷杯中的茶，用他光滑而无血色的手抚摸他脸上粗糙的肤斑时，他的生活和政治观（这时他已快到80岁了）便暴露无遗。

　　步履跳珊的他向澳大利亚人埋怨说，他的腿不方便。他的听觉似乎也不好，房间中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和三个月前在“十大”上一跃坐上了党内第三把交椅的意得志狂的王洪文，与毛泽东讲话时的速度要比平时慢得多。

　　毛泽东不用搀扶自己起坐。他挥动着的双手似乎要表明，他还很年轻、强健，他绝不会使客人因为他的老态龙钟而感到局促不安。

　　会谈的前半段，毛泽东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急于展示自己知识的惠特拉姆总理却滔滔不绝。毛泽东则把惠特拉姆的大部分问题推给他的两位下属。周恩来讲得与毛泽东一样少，王洪文也只讲了一两句话。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问了几个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的问题：年龄结构怎样？妇女是否占较重要的地位？主席对“十大”新当选的领导群体是否满意等。

　　毛泽东没有说太多，他不是对话题感到厌倦，就是太累了。

　　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给澳大利亚客人列举了一些事实和数据。毛泽东只是谈到中央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问题，他说，军队来的人较多，大约占30%。

　　毛泽东精力不济，不能贯注整个会谈。比如谈到台湾的前途问题时，他在作出漠不关心的表示之后，会把双手稳稳地搭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忽然说道：“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好像是给他配吃的药这时发生了效力。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答道，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么？”毛泽东接着问。很快，他又转到地理上来：“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

　　毛泽东巧言善辩，他极力回避对他的许多赞誉之词。当惠特拉姆表示他对现代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

　　惠特拉姆评论起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没有得到过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对他的话再次做了订正。他慢吞吞地说，莫斯科……

　　惠特拉姆回答不了毛泽东的问题，但回到堪培拉后，他给这位主席寄了一份关于达尔文市是如何命名的说明、虽然这座城市直到1911年仍称作帕麦斯顿，但是作为港口，它在1889年就以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了。此外，在这一点上他还做了“自我批评”，因为他当时未能答出这个问题“有时”帮不了什么忙。

　　惠特拉姆极力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毛泽东似乎对此不以为然。毛泽东说：“我们不在乎你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说，就像在父子之间，即使是最愚蠢的问题也可以谈。针对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对，毛泽东宣称“这是必要的例行公事”。毛泽东甚至不屑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辩护。

　　惠特拉姆反对“必要的例行公事”这一说法，不过他后来让步了。他承认，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地与法国相提并论。原子弹是在中国本土爆炸，不像法国在遥远的殖民地进行试验。加之中国实际上受核武装敌人的威胁，而法国则未必如此，并且巴黎还受到美国的保护。惠特拉姆极力迎合毛泽东但并未奏效。

　　毛泽东激动起来了。法国正受到苏联的巨大威胁，它需要独立的威慑力量，它也应该有这种力量。

　　毛泽东表明自己的信念时，也答复了对手。然后他又说了句“毛主义”哲学的格言。这句话似乎削弱了他的强权政治的态度，因为他始终认为原子弹是国防的支柱。“不管怎么说，核武器并不起多大作用，”他沉思道，“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人。”

　　毛泽东在整个下午的简练话语，可不是对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人的教义。

　　澳大利亚客人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毛泽东则提出异议。他认为目前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不过，中国的贫穷是件好事，它使得人民要革命。”

　　毛泽东似乎不能或不愿把自己思想的各个层面调合成为一贯的模式。

　　毛泽东的同事中很少有人同意毛泽东留恋过去那种把贫困作为优势的好战精神，最典型的莫如副总理邓小平，但是毛泽东也赞许地提到了邓小平的名字。毛泽东在对惠特拉姆解释中国军队与其他国家军队的差异时，即以邓小平为例。他评价邓小平：“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提及，这位副总理曾告诉他说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九大”却没有参加。为什么邓小平在1969年的这次会议中缺席了呢？

　　外国来访者很少向毛泽东问到有关政治局的事情，不过毛泽东并不在意这一尖锐问题。对邓小平未能参加1969年的“九大”，他的回答是：“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换句话说，毛泽东在1969年仍与极左派打成一片，那时他既不希望也不需要邓小平来出席会议。

　　1973年，毛泽东对极左派的态度更趋复杂。在1970年至1972年间他摆脱了他们。现在，他极想从他们储藏丰富的武库中取出一些武器，但又犹豫不决。其原因部分是他的健康状况日趋下降，部分是他对下属的看法变幻莫测，以至于朝令夕改。

　　惠特拉姆谈到了王洪文，说他在“十大”后闪电般上升已“世界闻名”。他问毛泽东：“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