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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毛泽东自己是半个知识分子,他不怎么信任知识分子,但又倾慕他们。他开始相信——正如1964年年中对一些搞经济规划的干部说的——苏联新的特权阶层首先产生于文学艺术界。

  “北京要这么多文艺团体十什么?”他生气地说道,“他们根本无事可做。”他还说,“节日期间,总是部队的节目最好,其次是地方,北京的最差。

  他受苏联的困扰,他的沙文主义,他的长生渴望,在那群经济规划者面前全都发泄出来。“你们的这个协会,那个组织,都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被一群洋人和死人统治着……”

  如果毛泽东对北京的文化部门极为不满,那么他也是想钓大鱼。瞄准北京市副市长,他希望能把若干谴责的血水溅到市长身上。

  彭真是一个阅历丰富且德高望重的人物。在某些人眼里他有可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有条不紊的治理使北京变成一座新型城市。但毛泽东发现北京毫无生气,又妄自尊大,就像美国南方人看到的华盛顿特区一样。

  近几年来,毛泽东从不看《人民日报》,却偏爱军队的报纸《解放军报》。

  毛泽东讽刺北京的科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他厌恶地说,对于“文物工作者”认真研读的那些杂志,他觉得自己无法忍受。可是,北京市市长却认为,科学院是最好的榜样,其特殊的研究工作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必需的。

  彭真讥讽江青组织排练的儿台平庸的为政治服务的“样板戏”就像“穿开裆裤的孩子一样不成熟’,两种观点必将发生冲突。

  毛泽东用蟹一样的技巧给彭真及北京的一些知名人士施加压力。他指派包括市长在内的一些人来指导他早已标定了的“文化大革命”。这绝不会有其他结果,除了战争之外。

  这位市长竭力地想把姚文元的文章限制在学术争论范围内,而毛泽东已决意发动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变革。“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浪潮是冲击那些置身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大厦本身并视其为最后成功的官员。这场战争只有毛泽东心中有数。1966年春天,毛泽东在上海这个制高点上观察这场战争的进度。彭真等人则只是准备面对毛泽东的影子,他们的冷淡,甚至天真的行动证明。

  1964年至1965年间,毛泽东对美国的敌意迅速减弱、一个法国人在1964年9月与毛泽东会谈了几个小时,后来回忆说:“他对美国根深蒂固的敌意溢于言表”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会见美国左派老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并和她的一些朋友一起庆祝她的八十寿辰。”这时毛泽东刚好是为姚文元修改好他给《文汇报》写的文章的第11稿之后,在那个清爽的早晨,毛泽东平静自若。

  毛泽东和江青双双走进了上海宾馆的接待室。他仔细地观赏墙上的一幅竹雕并为之吸引,仿佛他是一人站在那里,连自己的妻子都忘了。他移到第二幅作品前,然后又走向第三幅。满室的客人都静候在那里,等待他讲话,或是走向已经备好的午餐桌前。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并对周围的人说医生让他戒烟。他慢悠悠地告诉大家,他从未想过戒烟。他还请室内的吸烟者都一起吸,有些人跟着吸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不吸烟的占多数,就对吸烟者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我行我素嘛。”

  他的尊贵的客人斯特朗是一位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人。

  然而毛泽东只字未提越南战争,他谈到的所有外部世界问题都指向苏联。

  毛泽东询问斯特朗的六位朋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们的回答都不合毛泽东的口味。这六个人的观点如出一辙,毛泽东认为他们事先都通了气。假如有某个人说点不同看法,也许更加有意思。

  使谈话变得僵硬的真正原因是,毛泽东的左派来访者只是反对华盛顿,而毛泽东同时还反对莫斯科。

  毛泽东对国际关系作了新的分析,在理论上他把苏联和美国置于同一水准,都是中国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混乱的分析,随意混淆了民族因素和阶级因素,又武断地把苏联划归为资本主义。然而,这为中国提出了一条贯彻执行的新外交路线。

  毛泽东同时声讨两个超级大国的号召不能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所接受。

  北京的每个领导人都清楚,美国仍是中国的一个威胁。毛泽东并不否认这一点。但他坚持认为,当中国遇到危险的时候,苏联绝不会相助。然而,刘少奇和许多军队领导人仍相信,面对美国的威胁.北京仍有与莫斯科“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1965年初,出于来自越南的压力,毛泽东会见了从河内访问返苏的柯西金。当时毛泽东对苏联满口嘲讽,他在柯西金飞抵北京前就已放弃了“联合行动”。

  毛泽东戏剧性地向这位苏联人提出了一个无法争辩的问题。

  如果美国把越南战争升级,进而攻打中国,苏联是否会出兵援助中国?

  柯西金被问得哑口无言,更别提作一声答复了。

  毛泽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坦率向柯西金承认,他的“一些”同事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与他的意见不一致。

  罗瑞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不同意将苏联和美国等同起来。他认为毛泽东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也背离了起码的军事常识。罗瑞卿热情地谈论苏联红军,并对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希望。他主张为了越南而采取“联合行动”。

  毛泽东通过使用一系列严厉措施除掉了罗瑞卿。罗瑞卿从六层楼上跳下去(或被他人推了下去?)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受害的高级领导人。

  打倒罗瑞卿之后,毛泽东更要树立林彪。因为林彪与罗瑞卿1965年在军事政治路线上有过分歧。罗瑞卿之所以被革职,是因为他尊重苏联,相信社会主义阵营,亲欧,在越南问题上态度强硬。林彪与罗瑞卿的观点相去甚远。林彪自己的路线完全忠实于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对世界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和林彪将全球形势看作是中国革命在更大范围的重演。农村(第三世界)终有一天会包围城市(西方与苏联),就像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者包围上海、北京一样。

  世界政治已成了游击战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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