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108)_特里尔

一〇八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彪是一位精悍的司令官——尽管毛泽东因军事策略在长征路上曾责备过他：“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1959年，林彪接替倒台的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

　　林彪不像彭德怀那样反对与苏联决裂，林彪乐于把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置于其他工作的首位，彭德怀则不同意。林彪不敢与毛泽东平等相处，彭德怀因自己的言行而被罢官。

　　比彭德怀、林彪之间有别更为重要的是，1959年危机过后，毛泽东对党作出了暗淡的结论。庐山上失掉的是党的集体权威。

　　从那以后，党成了一台受控的机器，不复是一个超出任何人之上的充满战斗力的集体。

　　毛泽东逐步地把自己的威信与共产党的威信分裂开来。

　　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有惊人的作用。60年代早期，当毛泽东被党内的一些官僚视为“亡人”的时候，军队却把毛泽东尊奉为主。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总结“大跃进”的错误上有明显的分歧。

　　刘少奇说，“大跃进”的失败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毛泽东指出刘少奇正好把百分比说颠倒了，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活着的恺撒。林彪成了中国的克伦威尔，他的解放军，是1640年伦敦那种单纯、心明眼亮的“新模范军”的亚洲版。

　　林彪要求他的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军官们也组织起来歌唱毛泽东思想，歌唱四个第一。从1962年起，《解放军报》就开始在头版右上方用大号字体刊载毛泽东的语录。

　　《毛主席语录》首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1965年后的所有版本都印有林彪写的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在毛泽东的心里，林彪似乎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在林彪的心里，毛泽东是他通向未来的道路，而刘少奇却是难以超越的路障。表面是平静的，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正在暗中形成。

　　得知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邓小平劝告毛泽东不要参加1965年1月召开的中央四清工作会议。毛泽东则坚持出席。他在讲话中声明，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刘少奇插话解释四清运动的性质，毛泽东生气了：“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宪法，一本党章。我是国家公民，是党员，我有权说话。一个（指邓）不让我参加会议，一个（指刘）不让讲话。”

　　毛泽东发起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中国究竟要从人民解放军那里学习什么？起初的情形有些奇怪。林彪在上海对一伙人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在政治上很强，在文艺上也是内行。”

　　多年来，江青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性情也反复无常。她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照看两个女儿，毛泽东很少和她在一起。“一个不大讲话的人。"这就是江青和毛泽东在一起时对他的感受。

　　但是她的本行——文艺——是毛泽东为正在准备的战斗选定的武器。因而在受到长时间的排挤之后，江青怀着极大的不满冲人文艺界。不久，战士们在她的指挥下唱歌、跳舞，她给中国文艺界戴上紧箍咒的可怕行动开始了。

　　不久，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成了《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另一个女儿李敏则在国防科工委（负责研制核武器）掌权。

　　毛泽东于1965年秋离开北京到上海，江青与他随行。两人在这个港口城市原来的法国俱乐部一住就是数月。毛泽东还常去他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别墅小住。各省领导为毛泽东建别墅是为了让他巡视他们的城市。其中的一些别墅如杭州的刘庄，有不少镂花睡床，风格别具的琉璃楼阁，四布的池塘，白色的大理石桥，足可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艺品媲美。为讨欢心，省委领导将镂花睡床换成西式床垫，但毛泽东不喜欢这些东西。他代之以自己外出时带上的特制木床。

　　毛泽东离开他感到窒息的北京足有10个月之久，中国人民有5个月不知他的行踪。

　　离开北京是他的又一次退却，是为了积蓄力量以备强有力的回击。毛泽东到上海是要挑选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作为政治工具——作为同人民解放军一起发挥作用的第二种力量去反对刘少奇。

　　一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分量很重的剧评，至少，上海帮的成员在11月10日工余时间打开报纸时是这样认为。事实上，这篇文章为一次令人震惊的战斗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府内部自相残杀的开始。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政治舞台的壮举和真正剧场的干巴巴戏剧同时开演。

　　这篇剧评的作者是姚文元，一位44岁的上海人，随笔作家，有一张圆脸和一双狡黯的眼睛。作为剧评，他的观点不过是些陈词滥调。在其中，他所批判的不是别的，正是北京市副市长1961年编写的《海瑞罢官》。

　　吴晗用剧本大概借用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以反对毛泽东罢免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毛泽东在四年前就已看出了它的寓意。

　　现在，他感到可以反击了。

　　只有毛泽东才会对吴晗的剧本大做文章，因为毛泽东是其影射目标。在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谈及“文化大革命”始于《文汇报》的一篇文章时，毛泽东在实际上已承认自己在中国政治中的主心骨作用。

　　然而，毛泽东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也有广泛的、甚至是高尚的动机。他对马尔罗说，农民生活贫困到吃树皮，但他们是比上海油嘴滑舌的司机更强的战斗者。他担心1949年以后出生的3亿青年人稚弱，认为他们必须在战斗中锤炼自己。

　　毛泽东重申了他的人的因素胜于一切的信条。“我们把重点是放在人身上，还是放在物身上，或二者平行看待？他在谈到劳动改造时说。这是中国传统中一直被关注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痕迹：“如果我们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一切都好办了。”毛泽东试图在中国革命浮动的沙土上脱离经济基础，重建一种高尚的社会关系。

　　毛泽东非常相信净化和吐故纳新。他在一次党的会议愤然道：“有尿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同过去一样，他借用自然生理现象进行类比，觉得这样讲很切合。

　　“农民不是一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除掉后还可以做肥料。这句话的含义听起来令人毛骨惊然。此时毛泽东已成竹在胸。

　　毛泽东把第一枪打向《海瑞罢官》，不只是为了治愈被伤害了的虚荣心。像任何中国领导人一样，他十分清楚文学对政权的巩固、颠覆或合法化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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