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96)_特里尔

九六

　　“台湾打炮是件好事，”他在1958年11月的一次会上讲，“不然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组织起来。”这种对台湾海峡局势的评价，等于说生病是好事，因为生病为医生提供显示自己本领的机会。

　　地位卑微总是件好事，毛泽东常常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说。

　　有一次，毛泽东看到一份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报告眼睛发亮，广州附近的一位男青年偶然发现一种有效的消灭白蚁的方法。他在第八次党代会上向高贵的代表指出：“全世界都没有发现有效地控制白蚁的方法，广东的一名中学生就发现了一种方法。”

　　毛泽东甚至开始说美国也是件好事。他在1958年11月对一群干部说：“要两条腿走路，要有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两个月后，他从美国历史中发现了大跃进的先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就变成了世界第一，这只能被认为是大跃进。”

　　毛泽东甚至这样议论，说“国家的消亡”看起来是可怕的事实，但终归应辩证看待。

　　所有这些，都震慑着中国的精英分子。它似乎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它蔑视中国的（和列宁主义的）制度的宝贵价值，没有引向正确政策的道路，也不包括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如同饮食般不可少的乐观主义。

　　“大跃讲”时期.非同寻常的是，毛泽东从心底里确信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是件好事。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世界上永远存在着分裂现象。”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是毛泽东用自然界的更新现象来说明这一点。“这不过是新陈代谢！”他对代表们说，“就像细胞的死亡一样，每年、每月都存在分裂。”他似乎喜欢“分裂”这个词。

　　毛泽东视分裂是一种正常现象，这一信仰使他不久进行了一次可怕的试验。

　　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的实验搞得不大好。前晚欣喜不已，清早起来沮丧万分。没多久，“大跃进”看来走向更像悲剧的一方了。

　　每一代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兴奋所在，1958年就为亿万农村青年提供了诸如此类的东西。地方的积极性被激发起来，公社精神在成长，平民百姓感觉到自己是新型中国人。一种农村政府的新机构——融劳动生活与公民生活于一体——出现了。

　　但是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大跃进”是一场灾难。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浪费了5年的时间。新的农村制度框架没有坚持下去。

　　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毛泽东的中国第一次遍地饥荒。毛泽东对钢铁产量的预测和他对实现农业机械化所需时间的预测，证明是盲目的乐观。

　　1959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

　　这次会议进一步纠正高指标、“共产风”等“左”倾错误。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

　　他提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推荐由刘少奇担任。会上，毛泽东轻松自如，笑容灿烂。

　　对毛泽东的一个残酷的打击是资本主义习惯势力在抬头。当食物短缺时，手中有粮食和蔬菜的农民便骑脚踏车将这些弄进城里的黑市卖高价，再把得来的收人花在非毛泽东主义的肆意挥霍上。

　　麻雀的生死沉浮结论说明了很多问题。宣布麻雀为“四害”之一是毛泽东的主意，它们不是吃掉了宝贵的粮食吗？看到6亿中国人为了响应北京发出的英明号召，全民动手消灭妨碍经济进步的四害，这难道不令人兴奋吗？

　　但是，向麻雀开战并不大明智，这些鸟既吃粮食，但也吃祸害粮食的害虫。

　　害虫像龙卷风一样袭击中国的农作物。毛泽东默默地接受了“四害”的新定义。麻雀取消了，臭虫起而代之成为四害之一！（老鼠、苍蝇、蚊子已在魔鬼殿里占有了位置。）

　　就6亿中国人以感人的忠诚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言，“大跃进”是一项辉煌的成就。就毛泽东的计划脆弱和不协调而言，它是一场惨痛的失败。

　　把两者结合起来——高期望值和低效果——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大跃进”在中国的政治肌体上会留下很大的裂伤。

　　“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当1958年末批评意见增多时，毛泽东有些悲伤地这样说。他意识到公社太大，无法一口就吃下去。要求搞一平二调——把富村的东西拿出来与穷村共享——引起很多人的反对。毛泽东本人在1959年2月的一次激烈的谈话中也承认了这一点，认为这样的平均是“绿林豪杰的剪径”。所以，他同意退回到较小的生产单位大队，把大队作为农村新的所有制单位。

　　“大队就是公社”，毛泽东厉声说。这只不过是换了口气说话。

　　“什么事情都要一步步来。”他像一只刚从蒸锅里抽出爪子的猫一样满意地说。这使人想起一句中国谚语：“打肿脸皮充胖子。”

　　不管是出于怨怒还是出于同僚们的压力，毛泽东在1959年年中把国家主席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他自己只保留中共中央主席的职位。

　　毛泽东在承认错误的同时又为自己辩解：“谁要是说这么一个大的社会运动不会发生任何偏差，谁就是空想家、观潮派、算账派，或者就是反对派。这话富于挑战性，代表了毛泽东的个性。他讨厌账房——他们使他想起他的父亲。他鄙视那些害怕下一次浪潮的人。他能敏捷地区分反对者的外形。

　　严峻的现实捅破了毛泽东的乐观主义纸墙。每家单位后院的土高炉都似乎在用不可思议的方法去提高钢铁产量和集体意识。北京大学建起了自己的炼钢炉，这使毛泽东特别高兴。也许，他终于敲升了知识分子傲慢的外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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