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95)_特里尔

九五

　　他用统计数字来作隐喻。确实，很多被夸大了的数字之所以能够出笼，仅仅是为了献媚而允许强奸事实。而毛泽东本人的哲学观点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令人无法相信的虚假数字的文件也有影响。

　　汉语对数字统计数有不精确的一面。“万”在中文里常常意味着“数千”，这同英文里的“很多”相当。毛泽东本人的情绪又强化了这种倾向，“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拥护我们的”，这不过是对士气的自我激励。毛泽东总是说，既定的任务要在2年内完成，有的任务用4年完成，4年完不成5年完成。这都是强迫命令，而不是精确统计。

　　毛泽东把钟表的摆动作为一种哲学真理来加以信仰。在一次谈到辩证法问题时，他举了休息和起床的例子：“中国有句古话叫‘久眠思起’，眠后即醒，醒后又眠。”这是中国道家的说法。

　　一天，毛泽东邀请一位学者交谈。这位学者就是曾受过西方教育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费教授的花朵在“百花齐放”期间小心翼翼地开放过。“你能不能转变一下？”这位统治者问他的公民。这是一个能打动人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并不只是专横跋息者。

　　费孝通解释说，他已确立了自己的道路，他已加人有200名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这有利于相互帮助。

　　毛泽东迅即反驳：“不要同那两百个人打交道，另外找两百个人嘛。到工人农民中走一走，在那里就会找到两百个人。”费孝通怀疑这是不是有效。

　　毛泽东脱口而出：“真正的朋友要到工人农民中去找。”

　　毛泽东鄙视形形色色的专家，大跃进就是对非专业观念的庆贺。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型的专家没有生气，行止古怪。

　　这位半知识分子喜欢冷嘲热讽，同时又要与争道挡路的教授争个高低。

　　在汉口的一次讲话中，他列举了历史上一些没有受过教育，职位不高，年纪又不大，而成就了伟大事业的著名人物，以此来谴责专业知识、荣誉和高级地位。“范文澜同志，”他转向正在聆听他讲话的著名学者，“我说得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我说得不对，请你纠正。”毛泽东没有停顿，继续说：“马克思也不是在中年或晚年以后才一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青年时期。列宁创立布尔什维克的时候也只不过三十二岁…"

　　在那些年月里，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装作向年迈的范文澜请教有五六次之多。范文澜又不能——或者说感到不恰当——不回答。毛泽东喜欢显示自己历史知识的渊博，同时又表现出对历史学家的轻视。

　　在“百花齐放”夭折以后，他在一次强硬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用资产阶级建立他们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方法。

　　毛泽东召唤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他身边做医生，像李志绥这样的背景或按他的意愿为共产主义目标而工作的人是不多的。但是毛泽东喜欢那些去过西方或受过西式教育的职员，李志绥是从澳大利亚回来为国效力的。在1954年应召作为毛泽东的医生时，李志绥就说明他的“阶级背景”远不是“工人阶级”，可是毛泽东告诉他，“诚心诚意”就行了。由于李医生之故，毛泽东似乎喜欢对那些应选择正确道路的知识分子进行挑战——当他这样处置与他的医生的关系时，这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领导人中是有极为不同的特质的。也许毛泽东这里有值得赞美的根基使他信任这位顽固的医生。阿谈奉承在毛泽东身边是常见的，但李医生却是颇为高傲自大的人，他一般不去奉承人，有时候毛泽东可能意识到李志绥确实具有独立的意志。

　　为了摸索出一条中国式的道路，毛泽东又回到了他在延安时期的做法。折中的办法又用上了——在国内为了赢得权力而结成联盟，在国际上为了赢得时间和援助与苏联合作——“大跃进”期间，他已将其置于脑后。

　　“公社”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同中国一样古老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当他第一次听到“人民公社”一词时，不需查阅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就能理解它的意思。

　　毛泽东重申：“山沟里出哲学。自30年代与28个布尔什维克斗争以来，他还没有这样说过。

　　“得道者昌，”毛泽东的谈论惊慑了高级干部听众。这是儒家用来指事实上的道德政治。毛泽东再次把他的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国的优良传统之中。会议记录稿表明，毛泽东在引用这句名言时，他的听众都笑了起来。毫无疑问，那些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神经质的笑。

　　一天，一位同事谨慎地向毛泽东指出：“《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恼火了，一名中共党员居然机械地把一位圣人从中国丰富的历史中排除出去。尽管其观点有些摇摆不定，但毛泽东感到《孙子兵法》中有马克思主义。

　　或者，他真的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孙子的思想？这使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可以与孙子的思想相一致？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他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在俄语和英语中，‘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音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汉语中就完全不同。”借助于这种语言的分析，毛泽东在精神上已经脱离了苏联阵营，苏联终究是腐朽西方世界的一部分。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讨论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但是毛泽东认为，他的“大跃进”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的。他在1959年春季说：“我最近见到一位西德朋友，我对他说：你们的马克思完全丢掉了自己家乡的事，他一直在忙于我们国家的事。”

　　在批评俄国经济的时候，毛泽东更趋近儒家学说，更远离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能否与中国的经济规律一致，还需要研究。我看，一般说来，它们是一致的。他已准备把中国的“道”置于具体的经济成就之上，这与儒家传统一致，而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一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所根据的是经济规律，它认为“道”只是经济规律的反映。

　　为了说明一切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毛泽东在1958-1959年间走到了极端。他在一次地方干部会议上说，怀疑是好事，尽管他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是好事。对失败他也是这种态度。

　　他要求要把好人和坏人都邀请来参加会议，“如果没有坏人，也就没有了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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