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7)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7)

　　每当中央领导同志到抗大演讲或作报告时，全校教职学员在露天会场集合，背包一放，席地而坐，首长站在讲台上，也没有扩音器，亮开嗓子就讲起来。听众有什么问题，写张条子递上去，请求解答；首长侃侃而谈，讲到兴奋处，嗓门一提高，加上有力的手势，全场几千人，个个屏息聆听，鸦雀无声，专心致志地记笔记；话音一落，掌声雷动，有时还夹杂着口号声，全场气氛是那么热烈，那么令人振奋，即使寒冬腊月，纷纷扬扬的雪花，也会顿时化成团团热气，升腾九霄！

　　一九三八年九月，刘少奇同志到抗大作了题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的演讲。他谈到了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描绘了共产主义要最后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幸福境地。他还勉励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伟大而崇高的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后来，他整理、补充了这个讲稿，作为《论共产党员修养》中的一个部分，流传至今，成为共产党员必读的好教材。

　　当时，陈云同志是党中央的组织部长，经常应邀到抗大讲演或上“党的建设”课程。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到抗大作过一次《论干部政策》的报告，精辟他讲述了我们党的“用人之道”。他用“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十二个字概括了我们党的干部政策。他说，每个干部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只有了解干部，才能用好干部，扬长避短。他特别强调领导者的态度要好，对有缺点错误的干部多教育帮助，不要戴大帽子，使人敢于说话，敢于做事。他的讲话是那么亲切，那么沁人肺腑，使干部打心眼里感到党的温暖。

　　党中央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为各级党委作了表率。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央局，军分会和领导同志也都把办好抗大分校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陈毅、彭雪枫、李先念、陈赓、粟裕、黄克诚、张爱萍等同志都曾兼任过分校的校长，亲自抓抗大的工作。第一分校在太行山区时，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曾到分校作过报告和指导工作。

　　一九三九年九月，抗大总校挺进敌后进入晋察冀边区时，聂荣臻同志亲自指挥部队掩护抗大通过敌人封锁线，并给抗大师生作过报告。抗大第二分校及其附属陆军中学、附设中学也是在聂荣臻同志的领导和关怀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贺龙同志率部正在晋察冀边区作战，见抗大师生还身着单衣，马上决定把准备发给第一二〇师部队的棉衣先拨给抗大。当抗大师生穿上崭新的棉衣时，都从心底里感念贺老总的一片深情。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认为要办好抗大，选配好一套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个关键，一定要配好配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事实正是这样，抗大历任的领导干部，诸如刘伯承、徐向前、杨尚昆、罗瑞卿、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和许光达、莫文骅、胡耀邦等同志，都是建党初期、北伐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不仅久经斗争考验，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而且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和领导水平；政治思想敏锐，接受新鲜事物快；民主作风好，善于联系群众，办学经验也比较丰富，深受教职学员的爱戴。

　　要办好抗大，还需要一支坚强的、有较高水平的教职员队伍。建校之初，第一、二科的工作人员只有十四人，专职教员仅三人，面对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干部都积极前来兼课。这个办法对解决当时教员缺乏的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但终非长久之计，所以，从第二期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下决心从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一批军政素养比较好的干部，到抗大担任教职员。第三期之后，每期又从学员队中抽调一批优秀毕业生，经过各种训练班培训后，充实教职员队伍，逐步建立起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丰富的军事、政治理论知识的教学队伍。例如老干部中，徐向前、罗瑞卿、李逸民、冯达飞等同志都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大部担任过高级指挥员；王智涛同志一九二五年就到苏联军事院校留学和工作，一九三三年回国后，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可谓军事教育方面的专家；谢翰文、张如心、杨兰史、罗世文、吴亮平等同志也是长期从事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有较深造诣的老教育家。

　　“七七事变”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中，还有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如总校的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张庆率；分校的冯定、薛暮桥、江隆基、张力之等同志，都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初在理论界、教育界就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这两部分同志是抗大教员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培养下，逐步扩大教学队伍，到一九三八年四月第四期开学时，全校教职员队伍就已发展到一千三百八十六人，比第一期全校总人数还多。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抗大的教员十分关怀，除加强思想教育外，很重视提高教员的政治地位，树立教员的威信，照顾教员的生活。一九三七年，延安的物质生活极端艰苦，除粮食外，每人每天的菜金才三分钱，小米饭、熬白菜是全校同志的共同伙食。为了表示对教员的尊敬，规定给每个教员每月补助两斤大米（后增加到十斤）、一斤鸡蛋和几斤面粉，会抽烟的同志还发给四包“风车牌”纸烟。

　　到了一九三八年，延安的生活略有好转，开始发津贴费，学员每月一元，学校领导干部最高是五元，一般是三元半，只有从外地请来的教员是十元，高出一倍以上。钱虽然不多，但在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它却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党注重教育事业、尊重知识、关怀知识分子的原则，激励他们更好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抗大实现党的领导的基础。打仗时，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就形成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产生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团结了周围的群众，去完成党赋予的各项任务。

　　总校第六期女生连连长程克、指导员王修竹刚二十岁出头，副指导员郝治平才十八岁，一九四〇年十月反“扫荡”斗争中，一天晚上，她们带领全连一百多人翻越一座大山，突然下起大雨，为甩掉敌人，她们冒雨踩着泥泞的山路往上爬，背包、粮食袋被雨水打湿越来越沉。这几个女干部的体质都较差，每向上爬一步，都要费很大劲，但他们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党支部委员，强烈的责任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她们有的带着几个背包或几条粮袋，有的搀扶着走不动的同志，以顽强的毅力冒雨向顶峰攀登。在她们的带动下，在频繁的反“扫荡”中全连没有掉队的。抗大的党组织就是许许多多象女生连这样的战斗集体，所以，它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带领群众去战胜一切困难，挫败一切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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