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6)

第六章抗大抗大，越抗越大(6)

　　在党中央的抗议、全国人民的声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营救和劳动营内部革命青年的斗争下，有一部分青年得以逃脱虎口，到达延安；但也有不少青年被迫害致神经失常或光荣牺牲。

　　毛泽东同志对革命青年从西安步行八百里到延安这种精神给予很高评价。他说：你们到延安找共产党、方向是对的，很不容易，这是很大的考验。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延安来，这是最好的考试。他对来抗大的知识青年特别关怀，每到一百多人，都要亲自接见，并与他们亲切交谈。

　　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接见了从北平来的一批知识青年，向他们表示欢迎之后，接着说：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的大学生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有桌椅板凳，有名教授；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他指着露天会场说：这就是教室，你们看，没有桌椅板凳。我们抗大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同志们要准备吃苦，只有吃苦才能革命。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同于别的军事学校的，就是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道理的大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大学校。我们人很多，一两千人；我们的理想大，奋斗目标大，我们这个大学校，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世界上也是很少的。

　　还有一次，毛泽东同志知道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委员、地下党员郭奇到了延安，住在西北旅社，便到旅社看望他，向他了解当时青年学生的思想情况和北平学生运动的动态，直谈到深夜。

　　朱德同志对革命青年也是关怀备至。一九三八年十月，他利用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时机，亲自去看望抗大四大队第十队的学员。他听指导员雷钦介绍，这个队有六个国民党县长、一个国民党团长，还有华侨青年，非常高兴，就到窑洞里一个一个找他们谈心，问他们到延安来生活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他见了从马来亚口国的华侨青年李泅美时，很亲切地拍拍李的肩膀说：“你们远涉重洋回祖国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很不容易啊！我们的华侨都是热爱祖国的，这种精神很可贵！”

　　朱德同志走后，那位姓张的国民党团长对雷指导员说：“朱总司令那样大的干部，走那么远的路来看我们，见了我们连坐也没坐，站在那里就和我们谈开了，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怪不得红军过去打仗那么英勇，官长就象亲兄弟，谁不拼命干呢？”他还说：“听总司令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这次到延安，算没有白来，还见到朱总司令。我毕业以后能当八路军的一员就心满意足了。”果然，这位“张团长”毕业后分配到前线，他英勇战斗，牺牲在战场上。

　　一九三九年九月，朱德同志在太行山区接见抗大第一分校第一期的毕业学员时，了解到他们中间全国大多数省份的人都有，兴奋地说：“全国革命青年都汇集到抗大来了。你们代表着全国青年，代表着全国人民。”这几句话阐明了一条真理：黄河之滨集合着这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他们代表着全国青年、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推翻三座大山，建设崭新的中国！

　　§党对抗大的领导

　　成千成万的革命青年涌入抗大，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那么，抗大怎样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熔炉，把他们培养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者呢？加强党对抗大的领导是办好抗大的关键。

　　抗大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是抗大创建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与王明等人的错误主张斗争的焦点。当时，王明等人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妄图取消党的领导，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所谓“统一战线”的军事学校。

　　毛泽东同志与王明的错误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在抗大的建设问题上再三强调：抗大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抗大的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都是共产主义者，或者倾向共产主义的，所以，抗大就比昔日的黄埔军校更革命、更进步，能够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作出更加伟大的贡献。经验证明，党对抗大的坚强领导，是把抗大办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使抗大成为培养锻炼革命青年的大熔炉，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党中央、中央军委把办好抗大作为我党我军的一项基本建设，十分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在抗大筹办初期，有些部队的领导干部由于对培养干部的意义认识不足，只着眼于当时工作的需要，不愿意把好的干部送学校培养。毛泽东同志特地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召开的“大相寺会议”上，反复阐明培养干部的战略意义，动员各部队党委把眼光放远一点，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入学。

　　在抗大创办过程中，党中央对抗大的工作经常给予指导。一九三九年一月，抗大进行工作检查，向党中央写了检查总结报告，中央还就此专门作了《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对抗大的成绩给予了肯定和鼓励。一九三九年七月，党中央根据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任务，适时作出了抗大总校挺进敌后，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分校的决定，并对留在延安的第三分校进行工作检查，发出了《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再次强调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后，中央还经常通过电报、文件，要求各中央局、各部队加强对所属抗大分校的领导，并对抗大的工作继续进行指导。一九四三年春，党中央、中央军委又适时地作出抗大总校及第二、第七分校返回陕甘宁边区办学的决定。这些重要决策，保证了抗大在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对抗大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说，抗大是在他亲手创建和直接领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为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毛泽东同志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从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计划、确定领导班子等重大问题，到参加抗大集会、给教职学员讲演、上课、个别谈话、出版校刊等实际工作，都抓得很紧。现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不少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当年都是毛泽东同志作为演讲或课程讲义在抗大首先发表的。《反对自由主义》这篇名著，也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应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的特约而为抗大校刊《思想战线》第一期撰写的文章。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玉稼祥、罗迈（李维汉）、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抗大也十分关怀。每期开学、毕业典礼和重要集会，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尽可能参加，而且担任抗大的兼职教员，经常给抗大作报告、演讲或上课。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大部分时间在重庆、西安等地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也大部分时间在前线，但他们每次回延安，都到抗大演讲或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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