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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来自老百姓(6)


  学校这样优越的生活条件,一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学生仍不满足。有一次,因为物价上涨,伙食费不够开支,学校决定每餐六个菜改成五个菜。为此,一些富裕的学生就闹起风潮,把饭菜倒在餐桌上不吃,还打桌子摔板凳,把校长气走了,学校只好停课。这些学生就趁停课的机会天天跑上街看大戏去了。这样停了几天课,绅士们闻讯赶到学校来,批评学生不该闹事,劝说大家选派代表去把校长请回来,尽快复课,好好读书。带头闹事的学生也感到理亏,不敢吭声,就由老师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推选我和五六个同学当代表到校长家,向校长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我们请回了校长,学校才复课。

  学校复课之后,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里,向父亲谈起学校闹风潮的事。父亲很关心地问我:“学校吃的不好吗?”

  我说:“学校伙食很好,一天三餐大米饭,开学时一餐六个菜,后来减少一个,做五个菜,有荤有素,菜也不错,但有钱的学生还不满意,就闹事了。”

  父亲又问:“学校不吃红薯丝吗?”

  我说:“理科老师讲课时说,红薯丝大多是淀粉,没有营养,吃了还拉黑屎。”

  父亲听了很生气说:“这是什么老师,我们山区人天天吃红薯丝,不是一个个养得壮壮的吗?你们这些少爷学生,读书读到屁股眼里去了,读这种书有什么用!”

  这次谈话对我教育很深。我想,老师讲的东西也不一定都对,古人提倡“多思”,凡事都要自己动脑筋多想一想,不能人云亦云。此后,我常记住这件事,认为五谷杂粮都养人,吃饭从不挑食,粗粮细粮一样吃。战争年代不用说,即使在全国胜利以后,条件好的时候,我还常吃窝窝头,直到晚年仍坚持兼吃杂粮的习惯。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日益感到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想通过读书来摆脱贫困,所以,十分用功读书,而且能尊重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学业成绩和“操行”(即品行)总评,每年都在前五名,几乎年年都受奖。有一年,得的奖学金最多,有四十串铜钱,我非常高兴,买了一本字帖和一些纸笔,剩下的大部分钱都交给父母亲留作下学期的学费,老人家特别欢喜。我星期天很少回家,一般个把月才回去一趟。每次回家,母亲都要把她织麻布、卖鸡蛋攒下的钱,拿十个铜板给我买点心吃,但我知道父母亲攒钱不容易,都舍不得花,读高小的四年间,我只有一次和同学一起花了一个铜板买糯米做的糖粑粑吃,省下的钱,到放假时连同奖学金一起还给了父母亲。

  甸溪高小的学制四年,第一年是预科,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等;考试合格后,第二年转入正科,课程也增多了,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物理、化学)和英文、修身等。国文、算术、英文三科是主科,每天都有一节课。当时学校对英文课很重视,不仅每天都有一节课,而且要求在课堂上以及在课后站队进膳厅、日常活动中都尽可能用英语会话。第二年开始学英文时,单词比较少,我学习也有兴趣,成绩还好,三年级时生了一场病,耽误了几个星期课,逐渐赶不上了,学起来很费劲,花的功夫最多,但学业成绩不大好,影响了我的总评成绩,争不上第一名,使我常感遗憾。

  算术也是一门主课,有整数、小数、分数的四则运算和比例、百分率等内容;高年级时还有简单的几何、代数、三角常识,此外,还学习珠算。我这些课程的成绩虽然不错,但当时并不那么感兴趣。没想到参加革命以后,我学习军事、政治理论,特别是搞调查研究时,却常常要应用比例数、百分率,由于小时候学过就应用自如了。所以我经常教育战士和年青人,不要认为“读书无用”,年轻时多学点知识,对一生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国文这门主课学的都是古文,白话文只作为课外阅读参考,连作文也都用文言文。我因从读私塾开始就学古文,背过不少诗词、散文,有一定基础,对国文颇有兴趣。我们一、二年级时的国文老师姓李,名字忘记了,是在长沙读中学毕业后回乡教书的。他为人和蔼可亲,读过许多书,知识很广泛,不仅课讲得好,批改作文也特别好。他喜欢在学生的作文簿上用“顶批”,写上详细的评语,好的文章用珠笔划上五个圈,表示“优等”,其次是四个、三个圈的,表示良好或及格;对写得不好的文章,他很不满意时,便写上“空山滚鼓”四个字,即“卜通、卜通”的谐音——“不通、不通”。

  有一次,李老师讲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之后,要求我们仿《桃花源记》写一篇游记。我就学陶渊明的笔法写自己划着一叶扁舟进入一个山洞,出了洞口,“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进入一个“世外桃源”,这里春光明媚,百花争艳,蝶飞鸟鸣,景色万千,令人心神顿爽;这个“世外桃源”风光好,人更好,男耕女织,同心协力,辛勤劳作,岁岁丰收,人人丰衣足食,处处道不拾遗,无贫富之分,无贵贱之别,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尊老爱幼,恬乐无穷……这篇游记充满田园风味,体现了我少年时期那种农民朴素的“空想社会主义”幻想。

  李老师看后,称赞不已,就在作文上划了五个红圈圈,并写上“顶批”:“文章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文中所叙世外桃源,诱人至深,吾愿与偕游。”李老师批改后,马上将作文连同“顶批”贴在“格示”板上,给同学们作示范。第二天,李老师向全班同学解释他的“顶批”说,他借用宋代文学家周敦颐《爱莲说》中“中通外直”四句,批点作文的立题鲜明、集中,笔法清新流畅,“不蔓不枝”,不拖泥带水,墨香四溢;而且看了作文,如亲临其景,爱上这个“世外桃源”,愿同我一起去游玩。

  李老师这些批语,给我很大的鼓励,使我更发奋用功。可惜,李老师因家境贫寒,身患肺病无钱治疗和营养,我上三年级时他便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才三十多岁,正是有为之年,全校师生都很悲痛。同学们为表达痛失良师的怀念之情,特地凑钱买一丈多白绸布写了一副挽联,送到李老师灵堂,出殡那天,全校师生都去送葬。李老师没有子嗣,本来按族规他的牌位不能进祠堂,后来“祀会”看到那么多师生去送葬,如此敬重李老师,才破例让他的牌位摆进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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