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民回忆录第一章我来自老百姓(7)

第一章我来自老百姓(7)

　　当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已遍及全国，震荡着湖湘大地，学校校长陈心谋和七八个教员，大多思想倾向于进步，特别是国文课老师邓子封、历史课老师贝星煌两人，更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思想，讲课也讲得很好，在学生中有相当高的威信，我对他们二人也更加敬重。一九二四年春我高小毕业后，正值湖南农民运动高潮兴起，邓子封、贝星煌立即投入农民运动中去，于一九二五年先后参加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中的左派。邓子封还被选为高坪区农会委员长、国民党高坪区党部委员；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一直致力于革命事业。可惜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英勇就义。这两位老师都是我终生难忘的政治上的启蒙老师，他们的教导至今仍记忆犹新。

　　记得当时历史课老师贝星煌在讲述中国近代史时，从一八四〇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讲起，讲到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对我国的侵略、瓜分；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疯狂进攻我国，侵城夺地、烧杀枪掠，带给中国人民深重的灾难，而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向帝国主义列强屈膝投降，签订了一系列卖国的不平等条约，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领土、主权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还讲到窃国大盗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企图变中国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袁世凯死后，大小军阀在他们投靠的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下，争霸称雄，连年混战，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地理课老师在讲解中国各地的地理知识时，既讲到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要热爱我中华，复兴我中华，也经常结合实际控诉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当讲到香港、澳门和台湾、澎湖等地的地理时，就介绍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什么时间被帝国主义霸占了；讲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城市的地理时，又讲到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后来，帝国主义又进一步在上海、天津等城市设立了“租界”，无理践踏中国的主权……历史、地理老师每当讲到国家在衰亡、民族受欺凌的时候，都悲愤交集，有时声泪俱下。我和许多同学的幼小心灵深受触动，也纷纷落泪，在心田里播下了仇恨帝国主义、官僚军阀，誓雪国耻的复仇火种。

　　国文课老师邓子封、历史课老师贝星煌和地理课老师在讲课中，还给我们讲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具有反抗外族侵略、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讲了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义和团、小刀会和辛亥革命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朝腐败统治的斗争故事，讲了洪秀全、林则徐、谭嗣同、孙中山、黄兴等英雄人物的斗争事迹，教育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继承先辈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大业，毋忘国耻，振兴中华。

　　在甸溪高小读书期间，老师们还带领我们参加集会、演讲、示威游行和宣传“抵制仇货”等爱国活动。每年五月七日至九日（即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时间）的“国耻日”，学校都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并于会后到高坪、石湾等地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象征“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和白色校旗，接着，是我们军乐队；军乐队有大、小洋鼓和十几把军号，我是一名号手，能吹好几曲号谱。随后便是师生们组成的游行队伍。参加游行的师生沿途高唱《国耻纪念歌》，手举写着标语口号的五彩小纸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取消一切不平等的卖国条约！”“毋忘国耻，复兴中华！”“抵制仇货”等革命口号。当地群众听到军乐声、口号声，都拥上街头来看，有的还跟在游行队伍的后边走，那个场面真是雄赳赳、气昂昂，歌声嘹亮，威武雄壮，十分激动人心。

　　游行队伍走到街头闹市就停下来，围成一个半圆圈，进行化装表演和街头宣传，先演出几出邓子封、贝星煌老师编排的活报剧、双簧或舞蹈后，邓子封老师或贝垦煌老师就站在高凳子上演讲，控诉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群众行动起来，抵制仇货。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表演了邓子封老师编写的双簧，记得其中有一句：“堂堂大中华，偏偏受人卡，卡我的是哪一个？啊依呜哎哦！”当时因为县、区政府不准公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所以用“啊依呜哎哦”几个日语拼音符号的谐音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用“抵制仇货”代表“抵制日货”的口号，但通过演讲、宣传，老百姓都听得懂，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些爱国活动对我的思想进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我在学生时代就萌发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九二四年春，我高小毕业了。区学务委员李石麟和邓子封、贝星煌等老师看我的学业成绩很好，都劝我考中学或师范学校。我自己也很想继续升学，但读中学要到省城长沙，每年需要费用八十多块大洋，虽然李石麟很热心地为我四出奔走，又在马栏坳的李氏宗祠大“祀会”申请了一份助学金，但马栏坳和双坑、西坑大、小“祀会”的助学金加起来只能凑七十块大洋，自己每年还要出十几块大洋，实在力不从心。加之我父亲抱孙子心切，一九二二年我才十六岁时就匆忙给我与童养媳刘氏完婚；这时刘氏已怀了孕很快要临产，我考虑自己已经成了家，不能再给父母亲增加负担，虽然我还处于风华正茂、读书上进的年华，也只好忍痛辍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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