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113)

一一三

　　四、在哈尔滨

　　梅河口会议之后，我随东北局到吉林住了二三日。这时周保中部打下了长春，于是东北局又转移到了长春。支援四平作战，我已负责管后勤运输，保证前方的物资供应。彭真告诉我附带察看长春周围地形，准备林彪、罗荣桓回来时汇报。林彪根据毛主席指示来电报，要马仁兴和万毅带部队去保卫四平。四平固守以后，虽然撤退了，却杀伤敌两万多，我伤亡八千多。国民党已经再无力北进。国民党原以为我军只能打游击，不能正规作战，尤其不能守城，四平顽强固守，出乎他们意料之外，许多国民党人表示不能再打了，蒋介石虽然再打，企图打至长春，但也焦虑无把握。

　　在四平战役中的具体打法，我总觉得很笨，不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而是短促突击，结果打到筋疲力尽，才仓皇撤退到哈尔滨，于是国民党兵不血刃又进占了长春和吉林。这是一战四平。第二次我们过江后收复吉林，绕过长春，又夺回了四平。第三次国民党反攻，我们又放弃了四平。第四次到一九四八年初才最后解放了四平，孤立了长春之敌，但师长马仁兴在战斗胜利结束时不幸牺牲。

　　马仁兴自从一九四年率骑兵团起义，脱离朱怀冰后，我们就在一起工作、战斗。开始任冀中骑兵团团长；一九四二年“五一”反“扫荡”转到冀鲁豫后，冀中骑兵团和冀鲁豫骑兵合编，留在冀鲁豫，马仁兴调任冀中二十七团团长；一九四三年九月又随我到晋绥，马仁兴兼任晋绥军区一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和我一起挺进东北。这是一位忠于党，热爱祖国的好同志，有军事指挥才能。我们共同工作、战斗八年之久，对于他的牺牲，我是很悲痛的。

　　林彪和罗荣桓从四平回到长春，我即将长春周围地形，作了汇报。林彪讲，部队疲惫不堪，损失很大，不能再打了，要立即撤出长春，退到哈尔滨。到哈尔滨决定由我和谭政、张秀山（松江军区政委）带杨国夫的第七师和松江军区地方部队，成立松花江防守指挥司令部，我任司令员，谭政任政委，张秀山任政治部主任。准备敌人进攻时掩护我方从哈尔滨撤退，并破坏铁路和炸毁松花江的两座大桥和桥头堡。

　　可是林彪没到哈尔滨而躲到阿城，给我发电报让我炸掉第一道松花江桥。林彪还命令我：如果敌人进攻，让我们带部队向东山里撤退（哈绥线以东）。第二道松花江桥也埋了炸药准备炸掉，后来虽然没炸，但对桥基损害很大。

　　六月初撤销了松花江司令部，我即回哈尔滨，仍做铁路工作。

　　林彪不久又回到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局会议，这就是一九四六年夏季他提出部队要撤退到苏、朝边境，他把当时的东北形势说成一团漆黑，并向中央发了电报。当时我和郭述申、古大存等都不同意这个估计。我们认为当时东北形势还是很好的，因为当时东北划为九个省，有五个省在我们手里，铁路占一半，土地百分之七十在我们这边，在我们控制下的人口有三分之一（一千万人，南满四省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还不在内），有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国民党军队没有一个团以上的兵力不敢出动。后来党中央、毛主席的回电修改了他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一九四六年八月间，我去齐齐哈尔西满军区交代工作。从哈尔滨出发，没走出多远突然从路旁高粱地里窜出一伙政治土匪，冲我们乘坐的轻油车猛烈袭击，把油桶给打漏了。子弹从头上穿过，警卫班长焦士魁当即带上两三个人机警地跳下火车，向高粱地里飞跑。敌人随即全力追赶，这样转移了敌人的目标。司机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工人，勇敢沉着，虽然轻油所剩无几，还是坚持开到了对青山车站。

　　车开动加速前进脱险后，我们才发现身旁俯首在座椅背上的警卫员傅景春已经中弹牺牲。我身边的毯子被打了十几个洞。当时就地掩埋了傅景春的遗体。以后当地政府又重新整修了陵墓。

　　对青山是离开哈尔滨后的第一站，我们立即从哈尔滨路局要来了一列装甲车。焦士魁他们跳车后，一口气跑到哈尔滨，下午又跟上装甲车赶到对青山站，接应我们继续前进到齐齐哈尔。完成工作后，回乘装甲车开往北安，途中又遇上土匪骑兵（马贼）袭击。经我用炮火、机枪还击，即被打得溃散逃窜。

　　当时，国民党收编奸特匪贼，遍地为患。

　　一九四六年七月底；秦诚至从沈阳来到哈尔滨。秦诚至原系我在东北讲武堂时同学，曾参加西安事变，思想倾向进步，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少将高参。他来哈尔滨是探视负伤被俘的长春警备司令陈家珍。经过军调小组我方驻沈阳代表伍修权来电，东北局同意，给陈家珍送来药品并商谈释放问题。东北局指定我出面接谈，见面后秦诚至对我说：“必之，你这条路走对了!”我说：“你也可以走嘛!”秦诚至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意识，患得患失，又有家小累赘。我说，共产党人也不是不要家属嘛!他也无话可说。在秦诚至留哈尔滨期间，我曾拿着城工部调查的东北讲武堂同学录，指名问秦诚至关于一些东北军人的情况。据秦诚至说，绝大部分不带兵了，在国民党东北行营挂个高参名义混饭吃。问到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秦诚至说周福成到缅甸作战贪污了不少金条，存在香港，周福成又是陈诚的同学，跟国民党是跟定了的。关于秦诚至看陈家珍以及商谈是否释放问题，都是我介绍给城工部长李立三经办的。八月十日，美国宣布调处失败，秦诚至向我提出要乘最后一班飞机赶回沈阳（此时商谈释放陈家珍问题尚无结果），临走时对我说：“到北平找点事做（他家住在北平），以免将来共产党军队包围沈阳时当俘虏。”一九四八年我军解放沈阳时，秦诚至真的当了俘虏。

　　以上秦诚至来哈尔滨原属正常的城工工作，一清二楚，结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说成秦诚至来哈尔滨“策反”，诬我“叛党投敌”。

　　一九四七年春天，邱立亭派金之铣持信来看我，提出要做东北军五十三军和王照骑兵师的工作。我把他介绍给城工部陈钟那里联系。

　　秋季派阚福培到沈阳去做五十三军和王照骑兵师的工作。我给周福成和王照写信晓以利害，要他们在作战时起义。我写的两封信，派阚福培送去。阚福培和王照关系密切，他们是同班同学。

　　秋后，邱立亭从沈阳到哈尔滨来见我，报告他在沈阳做东北军两部分工作的情况，大包大揽说是五十三军和骑兵师在战时都能起义。

　　五十三军在解放沈阳时大部分放下武器，一三师师长王理寰、骑兵师师长王照等，解放以后都安排了工作。只有军长周福成被俘后关了起来，押到哈尔滨，我曾找他谈话，并吃了顿饭。周福成后来在关押期间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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