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回忆录(112)

一一二

　　国民党军队进攻阜新时，林彪率山东部队的一、二两个师及新四军三师的七旅进到法库地区，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设在法库境内。当我们途径法库时，曾遇到林彪、陶铸，谈到黄克诚部队和李运昌部队的改编问题。林彪主张把李运昌带的部队编掉，散布“新兵新枪，老兵老枪”的不满论调。因为李运昌部队去的早，人数多，新兵多，骨干少；黄克诚部队到的晚，未能大量补充新武器及新兵，老兵多，骨干强，是客观情况。李富春和我的意见，两个部队应该混编，团结互助，取长补短，争论最后没有结果。虽然没有采取编掉李运昌部队的办法，但也未能实现两部合编。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到抚顺参加东北局召开的会议，不久即转移到梅河口继续开会。我代表分局汇报了西满分局成立以来的工作。汇报提纲是经分局富春等同志研究的，我讲了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西满情况及工作方针：由于东北工业交通发达，特别由于日寇军事上的统治，经济上严格的配给制度，农村经济极为贫困，手工业破坏殆尽，乡村物资原料大部集中城市，城市人口相当集中。现因战争关系，工业一部已破坏，大部停滞，工人大批失业，工业用品很缺乏。当年秋后农村剩余粮食无法运出，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现象正在发展，因此我们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第一必须力争控制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以便开展广大农村工作。第二必须迅速切实地放手发动广大乡村来巩固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线的控制，恢复农村经济，发展手工业，改善农民生活，发展中心城市轻工业，吸收失业工人，并开辟对外贸易，有效地包围孤立大城市。单纯的城市观点是不行的，而单纯依靠乡村小部分建立根据地的观点与单纯以农村及粮食为基础的财经观点，在东北也是很难以行通的。

　　第二，东北人民在敌伪十四年的法西斯政治经济的压榨下，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过去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经验也较缺乏，中间力量阶级比关内要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坚持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争取多数打击少数的原则，争取大多数的中间分子到我方面来。现在要以民族斗争的口号即肃清敌伪残余的反奸清算运动作为发动西满人民起点，广泛吸引与照顾中间阶层参加，以基本群众作基础（包括各阶层人民）发动大规模的人民运动。

　　第三，国民党在东北有其政治影响与合法地位，有其社会基础，特别是敌伪官僚、宪警、汉奸、特务。日寇投降后国民党以长春为中心，到处欺骗群众，进行特务活动，组织反动武装，今后一个时期的活动及影响会更扩大，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但另一方面应估计国民党过去在东北并无多大基础，二三月来的行动已开始在群众中暴露其真面目，只要我们能与人民结合，能具体地揭发国民党罪恶，善于等待与启发人民的觉悟，国民党愚民的实质在东北不但就要全部暴露，而且人民对其盲目正统也能迅速打消。在东北目前对国民党的政策应当第一紧握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广泛开展反内战的运动。并要向群众说明，国民党终究还要进行大规模内战，我们要与人民共同起来自卫。

　　第四，我们在东北有长期奋斗八年敌后抗日，与首先出关配合红军解放东北的广大影响，有比国民党要大的军队，已控制广大地区，群众开始发动，而国民党虽已插长春路等有利条件，但有很大困难。从对东北人民的政策，现在力量的对比与时间的可能上与全国斗争配合，并求得与苏联政策密切配合，我在东北争取优势的可能是完全存在。自然我们是有许多困难甚至严重困难的，但这些困难还不是决定的，因为当前的基本问题决定我们如何迅速克服自己存在的严重弱点，力争时间迅速地适当发展主力与发展干部力量。在三个月中与国民党作斗争，扩大与巩固控制地区，发动群众，整编部队，消灭土匪，及有计划地解决财经任务，奠定根据地相当基础与三十万大军的战斗力量，即可粉碎国民党的进攻。要使干部了解自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日寇投降，八路军出关后东北人民自发地掀起了一个广大的解放高潮。我们在这高潮中扩大了部队，收集了物资，与东北人民见了面。但是到我们长春线撤退后，第一个东北人民的高潮已过去了，现在只有靠加强自己，正确地把握政策，放手发动群众，造成东北人民的第二个自发性的群众高潮，使我们真正与东北人民结合，我们才有更大的力量，才能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第五，西满地区接近地广人稀的广大蒙古地区，而与热河相接，战略地位很重要。满中地域比较狭长，除铁岭、阜新、北票煤矿与榨油制酒轻工业外，工业不发达，除粮食及部分棉花外尚未发现日伪其他仓库。而长春线物资均大部东运，经济基础与后方建设基础均不强大，兵团的集中活动与补给较困难，因此西满工作还应特别注意：力争控制由齐齐哈尔至大虎山的干线，保障西满军事的机动与经济发展，并努力建设骑兵；努力开展蒙古工作，保持辽西阵地与巩固的后方；与冀热辽保持密切联系，为共同保卫冀热辽与西满而斗争；经济上力争自力更生，发展工商业，但又要得到东满、南满、北满的帮助；西满地区特别冀热辽地区为敌我必争之地，必然艰苦与困难，要准备长期坚持斗争。

　　当时林彪反对占领城市并批评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单纯军事观点，留恋大城市。高岗的说法是：“要脱下皮鞋，穿上，到农村去。”我认为按当时情况如果不占领城市，饭都吃不上，穿不上衣服，弹药也没有。如我们刚到郑家屯途经农村时就没饭吃，还得到日本开拓团那里找饭吃。我们当时吃饭、穿衣、扩兵都需要依靠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线。农村种棉无衣穿，种粮吃不上，甚至连碾磨都没有。但同时在农村要发动群众，除奸、反霸、清匪，组织生产，解决群众生活。

　　我没有到齐齐哈尔工作。正式调离西满分局是在一九四六年八九月间。我认为西满分局执行政策没走多少弯路，工作是有计划地稳步前进。西满地区当时是很重要的，是通向关里的一个大门，输送干部、来往部队、铁路运输都要经过这里。

　　西满分局的工作当初主要是富春、我和张平化负责，领导班子团结一致，重大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工作亲自动手，讲话、起草电报、报告等都亲自动手，一般不用秘书。我们都直接下去发动群众，和群众见面。主要是富春同志为人正派，忠厚老练，党性强，顾全大局，凡事好商量，民主作风非常好。那时我和富春同志说：“我可给你作个不熟练的向导，大政方针由你定。”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我向他讲到梅河口会议精神，富春同志说：“没问题，那个汇报提纲（总结西满分局三个月工作提纲）是分局的一致意见。”而林彪却武断地指责我那是“给人家抬轿子”。至“文革”前夕，甚至诬指彭真、林枫和我为“桃园三结义”，进而编造“东北叛党集团”的假案，诬陷迫害，株连了大批革命同志和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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