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传第五章为人师表

第五章为人师表

　　方家胡同小学东邻国子监，西濒钟鼓楼，胡同不宽不窄，不弯不斜，占地有利。就是有一条不太理想，就是它紧靠着安定门。北京内城的八个城门，当年都很有讲究。崇文门专走酒车，朝阳门走粮车，东直门走木材车，西直门走水车，德胜门走兵车，阜成门走煤车，宣武门走囚车，唯独安定门是走粪车的。安定门外的地坛是当时有名的粪场。一早一晚儿，粪车结队而过，马路不平，一咣口，屎汤尿汤可大街滴达，冬天西北风一吹，那点轻易闻不见的好味道便把整条街熏了个磁实。庶民百姓闻着倒也罢了，可让国子监孔庙里的圣人也跟着享受，就未免有点有辱斯文了。不过既然孔老夫子都能在此地安居乐业，他这个新上任的小小校长就更没什么脾气了。

　　俗话说：“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别看舒庆春在宣讲所辩论能十回九胜，得了一个“三寸不烂之舌”的浑名。可让他这个十七岁的“大孩子”去给那些八、九岁的孩子当头儿，他还是感到有些赶鸭子上架的味道。

　　不过话说回来，那年月，十七岁就算是一条正经汉子了。十六岁结婚娶媳妇，十七、八岁便当爹，这在当时并不新鲜。最松头日脑的，四十岁上下也有当爷爷的了。四世同堂，弄好了，既当孙子又当爷爷的也大有人在。想到自己是条男子汉，就要担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了，庆春那颗本来有些发怵的心，又开始了强劲的搏动。干！不能打退堂鼓！

　　从接手校长工作以后，他开始把全部心血，都铸在了孩子们身上。他早来晚归，勤勤恳恳。他和孩子们有了感情，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他把这些感觉写进了他最初尝试的一篇小说《小玲儿》里。造物主可以造就人的形状，男的、女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他要造就孩子们美好的灵魂。他开始感到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忙忙碌碌地操心于学校的事务，对于外界的势态不象以前那样敏感了。然而这时的中国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分有点气性的中国人都不再哼儿哈儿的混日子了。人们看见袁大肉头不但敢把“维新党”卖给“老佛爷”，现在就连偌大个中国、居然也论斤称两地卖给洋鬼子！不禁怒火中烧，群情昂然。就连一心想恢复大清江山的遗老遗少们也都感到颇为不满，袁大头卖的是大清的主权啊！有志救国的仁人志士开始游说民众……于是有了各种主义和主张：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要算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九月改名为《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文化改革，走俄国人的路素有改革之志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把陈独秀请到北大任教。后来，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也陆续应聘来到北大，胡适之也以哲学教授的身份在北大讲学。这时的北大俨然是个水泊梁山，人材济济，其实力决不在一百单八将以下。

　　袁世凯一边卖国辱权，一边还哭着喊着非要当皇帝，以了夙愿。结果，蟒袍穿上了，天也祭了，大宝也登上了，祸根也种下了。天怒人怨，民心思变。蔡锷云南首义，各省纷纷响应，众叛亲离，岌岌可危。袁大头老胳膊老腿硬口着撑了三个月，终见大势已去，便戴着“洪宪”皇帝的宝冠，堕入黄泉。接着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张勋率“辫子军”入京，丁巳复辟。段祺瑞撵走张勋，自任执政，徐世昌又取而代之。北京城好一通热热闹闹，象走马灯似的，今儿你去，明儿他来，忙乎的不善。可就是没一个惦记着救国救民。伸长脖子看花眼的老百姓也明白了：拉倒吧！换谁主事，咱们也是纳不完的税，交不完的粮，当然还有受不完的穷、吃不完的苦，活该倒霉，谁让咱是草民呢！

　　民国八年，也就是舒庆春当了小学校长的第四年，秀才闹开了事儿。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七个希望条件，想收回中国已经出口的主权。那帮洋狗岂能答应？！中国政府里的孬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也舔着洋腚沟子嗷嗷叫。这可真真惹恼了众乡亲。五月四号，五千多学生上街游行，烧了曹汝霖——赵家楼，打了章宗祥。事弄大了，全国的老百姓都纷纷起来响应……

　　这等烈举，震动了舒庆春，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中“震”了出来。他开始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让他吃惊的是烧了孔夫子的牌位，还把孔二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这等于掘了中国人的祖坟。这是他连想也没敢想过的事。

　　再就是“之乎者也”的八股腔不时兴了，改玩白话文。这条路舒庆春觉得跟劲（音尽）。本来嘛，念中国书还得带翻译加注，老百姓怕是一辈子也念不懂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还是白话文好。说什么，写什么，念什么，听什么。中国这么软弱，念书人多了，就能强盛起来。你也念，我也念，大家都念。中国人有了知识，有了文化，有了科学技术，有了脑子，就不怕再上当受骗，就不愁中国没救，就不愁中国不昌盛发达。那谁还敢欺负咱们？！八国联军？就是十六国，也照样给它捋撸出中国去！

　　“‘五四’给了我什么？”

　　舒庆春——后来的老舍自己说：反帝、反封建“这两种认识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虽然我写得并不深刻，可是若没有‘五四’运动给了我这点基本东西，我便什么也写不出来了。这点基本的东西迫使我非写不可，也就是非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苦汁子吐出来不可！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

　　舒庆春规规矩矩、全心全力地干了四年小学校长，考绩特优，深得众人好评。一来他无负于孔子圣明，二来他于上于下终是一团和气，不曾开罪于谁，也未见其奉承于谁。总之，他既无投石下井之心，又无攀龙附贵之念。学务局念其治学有方，成绩优秀，派他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这年，他二十岁，正是“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的一九一九年。

　　大概出了娘胎，庆春还并不曾出过北京城半步。虽书读千卷，神游四方。可终是没有一星半点的“四方”的感性知识。泰山于他只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长江无非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至于石头城，人间天堂的西子湖就更是可怜巴巴的书本知识了。能出游一趟（虽然有公务在身），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舒庆春的欣喜之情可想而知了。

　　江浙一带打从一八四三年《南京条约》签定后，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掠夺式的生意，强盗式的买卖充斥沿海一带，中国老百姓不但受着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如今又摊上了洋鬼子的欺负。上海从一个不大的港口逐渐成为一个有了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了大工厂，有了大机器，有了大胡子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人阶级。当然也就有了专吃洋饭的买办。这些操着“洋泾浜”的中国土产——二鬼子，周旋于各大企业、政府部门、舞厅、酒巴之间，变着法的替洋人从中国百姓身上刮油。洋牧师象蝗虫似地飞到内地，到处打洞下蛆。耶稣代替了孔圣人，圣经顶替了“四书”。

　　不过，中国人也看出了道道，靠耍胳膊杆、大腿根硬拼是不灵了。小木船撞不过这些铁蛤螟，红缨子枪，大片刀也抗不过洋枪洋炮。人们开始打开了紧闭的双眼，寻找一条自强的道路。上了岁数的人爱念叨着岳飞、文天祥、孙悟空，盼望他们能返世宰掉这些土生土长的和外来的洋妖精。年青人则爱把“民族、民主、民生”挂在嘴上，盼望有一天能动用民众，来场革命。

　　舒庆春一到杭州，就跑去瞻仰他久已神往的岳飞墓。一条条楹联高悬于大殿、陵墓、两厢，多是些慷慨悲歌、气壮山河之词。唯有明代画家董其昌的一副对子令人有些不安之感。

　　上联曰：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小朝廷岂求活耶下联道：孝子死孝，忠臣死忠，大丈大当如是矣到过西湖的中国人，都忘不掉南宋小朝廷的落魄穷酸、荒淫无道。打昏君赵构，连想起西太后，打西湖，连想到长安城（西安）。唉，中国啊……

　　庆春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战死沙场，以身殉国，不能不算是忠臣了吧？可西太后她忠于咱这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吗？

　　舒庆春萌生了反骨：报国不一定要忠君。皇帝、大总统、委员长也可能就是一些专门祸害忠臣、百姓的昏君。

　　在南方走了一遭，舒庆春算是大开眼界，敢情是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北京城不过就是个围棋盘上的“点子”。满目疮痍的祖国山河，生活困苦的下层百姓，又使舒庆春开始忧国忧民了。兴冲冲而去，装满一肚子疑虑和不安。舒庆春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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