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传第七章望断故园(6)

第七章望断故园(6)

　　四、自省与怀旧

　　在台湾生活了一些年之后，渐渐进入老年的梁实秋在心理上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其一是增强了反省意识。

　　梁实秋本来就是一个偏向于理性的人，年轻时即在文学上独刺一帜地提倡“理性”与“节制”，视以强烈感情为基础的浪漫精神若寇仇。现在，他经历了复杂离奇的世变，有如俗话中所说的，该经的他都已经过，该见的他也都已见过，于是，一种自觉的反省心理不禁油然而生。

　　十八九岁时经历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至今在他心中仍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所不同于当年的是，那时他是“被那时代潮流挟以俱去的青年们之一”，也就是说，当时仅是凭了一腔青年人特有的热情，不自觉地卷入于“时代潮流”之中的；而现在，他声称：“事隔垂四十年，我可以冷静的回忆了。”梁实秋以新的眼光“冷静”地观照五四新文艺运动的结论，与当今我们望影景从的统一看法显而易见地存在着较大的偏离。无论是观察问题的视角，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评价，他都另有自己的独特思路。

　　对“新文艺运动”，他有这样一个宏观的评论——新文艺运动是以白话文运动开端的。我们的文言与口语，相差过远，这当然是亟需改革的一件事。胡适之先生及其他各位之倡导白话文，因为合时宜，所以迅速得到成功。

　　至今无数人都在受益。胡先生是主张渐进改良的，他并不侈言“革命”，他在民国六年一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中并无“革命”字样。首先倡言“革命”者，是陈独秀先生，他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文学革命论》。胡先生紧跟着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加上“建设的”三字于“革命”之上，是有深刻意义的。“革命”二字原是我们古代的一个政治术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后来引申其义，应用到其他激烈改革的事情上去，如不谨慎使用，可能流于夸大。就文学而论，自古至今，有其延续性，有所谓“传统”，从各方面一点一滴的设法改进，是可行的，若说把旧有的文学一脚踢翻，另起炉灶。那是不可能的。即以文字改革而言，把文言与白话清楚的划分开来便是一件很难的事。对于某些人，相当数量的文言已变成了他们日常应用的白话：对于另一些人，颇为简易的自话可能还是和文言一样的难解。胡适之先生写《白话文学史》是有深长用意的，他的意思似是在指出白话文学并非是新的东西，它有它的历史传统，白话文运动只是那个良好传统的延长。这样解释，白话文学运动便没有多少“革命”的气息了，可是在五四之后几年，一般青年是喜闻革命的，是厌旧喜新的，所以对于白话文学运动中之崭新的部分固乐于接受，而对于中国文学的传统则过分的轻视了。其结果是近数十年来优秀文艺作品之贫乏。

　　在这一大段话中，除去辩证“革命”“改良”关系的内容不论外（梁实秋如此亟亟于“革命”与“改良”之辩，其实也怀有针对性极强的良苦用心），单是最后一句话：数十年来优秀文艺作品贫乏。这个说法恐怕就使我们感到太刺耳。

　　但梁实秋并非故意的“标新立异”，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论及五四以来的新诗创作时，他说：

　　诗就是诗，体尽可不同，其本质无所谓新旧。犹之乎画，画就是画，无所谓新画旧画。犹之乎音乐，音乐就是音乐，无所谓中乐西乐。但这是从艺术的基本原则上立论。实际上，艺术作品构成条件颇不简单，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在在都影响到诗的内容与形式。新诗与旧诗的对峙，尽管在理论上不可通，事实却分明摆在那里。我的意思以为，旧体诗不是不好，是我们以后无法能再写得好……新诗如有出路，应该是于模拟外国诗之外还要向旧诗学习。

　　而诗坛上的实际情况怎样呢？“旧的一派，以为白话如何可以作诗；那简直是胡闹。新的一派则以为有了白话诗以后，如果再有人要作审音协律敷辞掞藻的诗，依‘文学革命，观点，都应该杀无赦。”梁实秋把这两种现象都看作“无知”，他借用别人的话说：前者是“顽固的无知”，后者是“幼稚的无知”。

　　总而言之，回顾五四新文学，梁实秋的态度很明朗：方向是好的，而实际创作则很差，只有“少数在水准以上”。他在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前夕致词说：“五四前后的新文艺运动，在今天看来，其主张是稍嫌粗疏一点，但是其指示的方向是不错的。可惜我们的国家命途多舛，我们大家努力不够，以至到了今天关心文艺的人不能不以惭惊的心情来迎接这个纪念日。”

　　一般而言，梁实秋老年时回顾自省平生经历，主观态度是非常冷静、客观的，心平气和，据理而谈：因此，即使其所持价值标准与我们有很大差异，他的许多谈论也还是娓娓可听，极富于启发性。但是，一旦涉及到鲁迅，他就会立刻变得不那么冷静、于和起来，发为评论，往往就显得片面偏激，难以服人。

　　到台湾后，他应约写过一篇《关于鲁迅》。这大概是他最为完整、系统的“鲁迅观”了。他大概自己也意识到情境有些尴尬了，说：“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

　　话是这么说，然而他还是谈了，而且谈得很多。在正式的谈之前，他还特地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按指台湾当局一直禁止印行鲁迅著作）。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看谁说的话有理。”

　　应该说，梁实秋的这种想法原是不错的。如能客观地对自己以往与鲁迅的纠葛作一番认真的反省和清理，也是有益的。问题是，他对鲁迅的私憾太深了，以致在鲁迅已去世二十多年后，犹不能出之以客观、公允的态度。

　　谈到鲁迅其人其文，梁实秋说：“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的泄愤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抵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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