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回忆录第十章南下襄南(7)

第十章南下襄南(7)

　　4月5日，农历清明，军分区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宣告成立了以副司令员王绍南、供给部长史可全为正副主任的总生产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朱绍田介绍了延安大生产的情况和经验，我作了《今年机关部队如何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动员报告。

　　针对一些人对生产运动存在的模糊认识，我着重解释了军队为什么要生产的问题：

　　“中国旧社会几千年都是‘当兵吃粮’，老百姓是这样看法，我们也有个别同志是这样想法。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论在南方或北方都要进行生产呢？

　　“第一，正因为八路军、新四军与旧军队不同。旧军队是军阀军队，是危害老百姓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目的是为中国老百姓求解放，使得每个人有饭吃有衣穿。我们打日本，拼命，吃苦，都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好，使老百姓过快乐日子。生产也是替老百姓打算盘，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第二，我们打日本要吃饭、穿衣、用东西，老百姓不能多出钱，公家也就没钱解决，只有靠生产来解决自己的困难，改善自己的生活。

　　“第三，襄南、襄西、江南是我们的，父母子弟也在这里，我们要把它建设成有吃有穿的地区，家庭问题也解决了。

　　“因此，我们要生产。”

　　关于怎么生产，我宣布了军分区制定的生产计划：要求实现县、团以上机关、部队自给粮三个月、菜半年，区乡武装自给粮四个月、菜八个月的目标。生产的内容应以开荒种田为主，同时从事纺织、编席、喂猪、捉鱼等工

　　副业生产。奖励措施应采取公私两利、超产分红。生产中注意军民兼顾、劳武结合的原则，强调“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从军分区的司令、政委到班排干部都应当亲自领导和参加生产运动。

　　阳春三月，正是春耕生产的大好时节。襄南各地到处呈现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为了扶持农民生产，地区专署及时发放500万元边区货币的农业贷款，从江南的石首、公安、华容购运了数百头耕牛到江北，贷给缺牛农户。襄西地区去年大旱，加上顽匪搅扰，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无种下秧，有些连吃的都没有，我们从监利运去几百担谷子，发放救灾款，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在农民中有组织地开展耕牛与劳力、技术与劳力等各种形式的换工互助，指导精细耕作。

　　襄南生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水利。这里是长江与汉水两大水系的交汇处，大大小小的河湖沟汉纵横交织，星罗棋布，每到雨季内渍外涝，一片汪洋，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造成严重危害。特别是连通汉水与长江的东荆河，年久失修，堤脚被水掏空，堤身危若屋檐，一旦决口就将直接威胁潜江，沔阳、江陵、监利等县人民。

　　地委、专署、军分区动员军民抢修大堤。在赶筑马颈项堤的工地上，我们书记、专员、司令亲自上阵，贺炳炎司令员独臂担土拉车给军民以极大的激励。农民群众争先恐后出堤工，劳动英雄层出不穷。一位聋哑人，他妈妈用手比划给他看：堤要倒，有水，不能吃饭了！他扛起扁担就跑上了工地。有一位姑娘，挑得重，跑得快，连好多男人也不敌她，男人们羡慕他说：“娶到这样的姑娘是满享福的呀！”经过20天昼夜突击，用工15万个，完成土方35900，赶在汛期之前完工，使百余亩农田受益。

　　鄂豫边区党委领导同志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在7月3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边区的水利建设，“在襄南三军区做得很有成绩”，“特别是争取时间，在农忙前完成，更刺激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

　　在大生产的同时，襄南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也颇有成绩。

　　日本帝国主义随着战争的进程及其国力的衰败，变本加厉地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对襄南鱼米之乡进行疯狂的掠夺和封锁。我们向敌人展开经济斗争，发展、扩大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

　　我们借长江之利，在江面上和渡口处设立了武装税卡，凡上行宜昌、下行武汉、横渡南北的商船都要从我们这个地方过，要过就要给我们纳税，连日本人做生意也要老老实实地给新四军纳税。我们收的税款相当多，全地区一年就可以搞到上亿元，少部分留做襄南建设之用，大部分送到大悟山，上交边区财政。边区和5师的经费来源主要靠襄南的税款收入。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叫作“边区第一，襄南第二”。

　　襄南还担负了1亿多元边区“建国公债”的购销任务。我们一方面广泛动员根据地内的士绅、富户认购公债，一方面运用各种关系向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盘踞区大力推销，一直销到武汉三镇去，连日本洋行、伪组织也购买了数额可观的公债。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布匹、硫磺、钢材、铜材等日伪禁运物资，我们都有办法从敌占区购运出来。在敌人的封锁中，襄南根据地却呈现出人民乐业、商贾云集的景象。

　　这年夏天，贺炳炎司令员带着部队到襄西边沿地带扩大、巩固根据地，我留下主持全面工作。这时，上级传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的消息。

　　我是党的七大代表，对七大的召开盼望已久。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召开七大，1939年我由120师358旅716团党员大会推选为七大代表。党中央曾多次筹备召开七大，我也多次准备参加七大，但由于形势紧张而一再推迟了。1945年4月到6月，全党同志翘首以待的七大终于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召开了。

　　七大是我党自1928年莫斯科六大后相隔17年召开的，是自党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筹备时间最长、准备最充分、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代表大会。七大制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作为七大代表，我虽然身在前线不能参加大会，但是为大会的胜利召开而深感振奋。在党的七大精神鼓舞下，襄南军民更加积极地贯彻“大发展”的方针，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进一步扩大党的队伍和人民武装，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进一步加快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准备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8月上、中旬，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传出后，襄南分区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执行边区党委和5师的命令，迅速动员全部力量包围了盘据在这一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向其发出立即向我缴械投降的最后通牒，坚决消灭那些继续顽抗之敌。分区部队先后拔掉了潜江县梅家嘴等日军据点并包围了潜江城，重创不守投降令仍然“扫荡”桃花山的日军部队，全歼驻监利县毛家口的伪军自卫团，策动驻沔阳县胡场的伪军400余人向我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历经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华民族在近百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第一次赢得完全的胜利！

　　1937年9月2日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我们在朱总司令、贺龙师长的带领下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从那时起到现在不多不少整整八年。在这八年间，我们从西北到中原。从黄河之滨到长江岸边，从八路军到新四军，经历了多少次激烈残酷的战斗，牺牲了多少个英勇善战的好同志，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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