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回忆录第十一章重返晋绥

第十一章重返晋绥(1)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选择。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把反革命内战的阴云压向中国人民头上，企图重建其独裁统治，将中国仍旧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道路。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反对内战和独裁，争取和平与民主，进行了包括和平谈判在内的一系列巨大努力。当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之际，我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被迫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战争，以粉碎反动派的军事进攻。

　　在抗战胜利后的一年之中，我由地处中原的江汉解放区，调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尔后又返回晋绥解放区参加自卫作战。其间经历的正是当时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搏斗。

　　§江汉解放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出，蒋介石就打着“收复失地”、“受降”的旗号，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向我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大举压迫。首当其冲的就是地处中原的鄂豫边区。党中央及时指示新四军5师：迅速集中力量，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内战危险！

　　根据中央指示，5师决定组建一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两个二级军区。师首长命令襄南3分区司令员贺炳炎担任江汉军区司令员，襄北5分区政治

　　委员郑绍文任军区政治委员，5分区司令员罗厚福任军区副司令员，我由3分区政治委员任军区副政治委员，3分区副司令员王绍南任军区参谋长，5分区政治部主任侯政任军区政治部主任。接到五师首长电今后，我把襄南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的工作移交给原组织部长吴云鹏同志。我和贺炳炎、王绍南等带领一批干部和主力团队北渡襄河，与罗厚福、郑绍文、侯政等同志一起组建江汉军区。

　　江汉军区下辖襄南、襄北、鄂中三个军分区和一个独立旅，该旅由原襄南分区两个团和襄北游击武装组建的一个新团集中整编而成，共三个团、一个警卫营，作为军区直接指挥的机动力量，江汉军区首长兼任独立旅首长。我们一面将部队集中整编，一面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作好反内战的准备。江汉军区位于中原腹地，正当水陆交通的要冲，南扼长江，东与鄂东军

　　区挟制平汉铁路并形成对武汉三镇的战略包围，因此成为国民党政府军全力争夺的前沿。从日本投降之日到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的大批部队下山摘桃子，从四川、贵州、云南的大后方沿长江源源不断地涌入我们这个地区，抢占了武汉三镇，又沿平汉铁路源源不断地向北涌去，抢夺地盘，进攻解放区。

　　看到这个情况，许多同志忿忿不平，纷纷提出：“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来了，他们跑了；现在日本侵略者打跑了，他们却来了，来摘桃子、打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打？”

　　“毛主席为什么要去跟蒋介石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吗？”

　　特别是一些红军干部对抗战前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杨虎城的命运记忆犹新，担心：“蒋介石会不会故伎重演，会不会扣住毛主席、周副主席？”

　　这些问题不光下面的干部战士有，我们军区领导同志也很不理解。好在党中央及时向党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我们反复学习中央精神，搞清楚：谈判也是斗争，是一种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是去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从而使每个同志都懂得和平谈判的必要性。

　　同时也有少数同志对国共和平谈判抱有过高的希望，产生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以为国共双方一坐下来谈，蒋介石就不会再来打我们了。对此党中央也早有分析，告诫全党保持高度警惕。

　　中央的通知特别指出：

　　 “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深为关怀。”

　　 “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出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

　　我们学习中央指示，教育干部和部队认清：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来看，它是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这个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从我们长期以来同国民党打仗与合作的经验来看，它在每一次获取革命胜利果实之后总是一巴掌把帮助过它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打入内战的血海；此外，从我们所处的战略位置来看，江汉解放区位于武汉的卧榻之侧、过道之间，对我们这个地方蒋介石是势在必夺的，中原之战绝难避免。

　　在重庆谈判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时刻关注着毛主席、周副主席谈判的消息，一方面通过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警惕；一方面抓紧部队的整编、训练，随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犯。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我们为我党取得的会谈成果、为毛主席安全返回延安感到高兴，同时也为国民党政府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合法地位感到愤慨，许多同志对我党主动让出湖北、湖南、广东等八个南方解放区感到难以接受。

　　根据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和上级命令，我们首先撤出长江南边的石首、公安、华容三县。江南中心县委书记梁诚、副书记李秉范、挺进支队队长郑怀远率领“石公华”地区党政干部和部队撤到江北，梁诚率江南指挥部、挺进支队编入江汉军区独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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