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70)

七〇

　　十一月六日至二十一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参议会大礼堂隆重举行。新选出的蒙、回、藏、汉等民族的一百九十三名正式参议员和十六名候补参议员，济济一堂，共商边区大事。林伯渠在开幕词中向大会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各参议员，尽量反映各个角落的人民的意见、要求与呼声；第二，希望参议员很坦率的指出政府工作的缺点；第三，希望这次参议会给政府指出今后的大政方针，指出应该做些什么，怎样做，以做政府今后工作的依据；第四，希望政府工作人员，要忠诚的为人民谋福利，以加强政府的力量，来适应目前新的形势①。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发表演说，他批评了某些共产党员在执行政策中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强调要以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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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9日。

　　十一月八日，林伯渠在热烈的掌声中，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回顾了陕甘宁边区三年来的工作概况，指出：日本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多次炮击和轰炸边区。国民党顽固派紧密配合，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就是凭借着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紧密团结，才支持了几年来的艰苦奋斗，保卫了边区，进行了各种建设，获得了极大的成绩。他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并从边区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处在战争环境这个具体特点出发，指明了边区政府当前的中心工作与方针。

　　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是边区民主建政的空前盛会。参议员们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林伯渠的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大会接受并通过了著名的《五一施政纲领》，作为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准则，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以及九名常驻参议员。林伯渠以一百八十四票，连任边区政府主席。陕北民主人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南汉宸、肖劲光、贺连城、刘景范、马明方、柳湜、霍子乐、那素滴勒盖、毕光斗、肖莜梅、高步范、杨正甲、马生福、高崇山、徐特立等十六人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连同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共十八人，其中，共产党员占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规定，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非党人士白文涣递补。

　　一九四二年，根据林伯渠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陇东分区和延属分区各县，对政府委员会和各部门中，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太大，不符合三三制要求的情况，也采用召开参议会的办法进行改选，或用共产党员退出增聘非党人士的办法，进行了调整。从而使全边区县级以上的政权，都落实了三三制的政策。

　　在政权建设中，林伯渠既坚决贯彻三三制政策，又考虑边区内部阶级关系的实际，把县以上政权与乡政权作了适当区别。他说：“三三制形式，主要在县以上政权表现出来，中间分子在县级政权机关中占三分之一，乃至更多一点的位置，对于争取边区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重大作用。”但是，在土地久已分配的老区，中间分子的数量并不太多；在土地未经分配的新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比重还相当大，所以在乡政权人员分配上，乡参议会和乡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却应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乡长中，共产党员可以占大多数。“不如此，不足以防止豪绅地主把持乡村政权”①。

　　在建设三三制政权的过程中，林伯渠还论述了“政体”问题。他主张边区的政权构成应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统一于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他说：“政体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就是政权组织多元化还是一元化的问题。”他认为参议会和政府都应是人民的权力机关。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参议会闭会期间，由参议会选出并对参议会负责的政府委员会，就是该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②。关于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会的工作职能，林伯渠认为：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人民意见或提出某些建议；另一方面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通过政府提出的重要决议和法令。在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都要保证党的领导，对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应先在党内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再提交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政权工作范围内的具体问题，都在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上讨论，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贯彻。这样，可使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结合，党内党外的政见更好的沟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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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参见林伯渠1944年3月25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③参见林伯渠1944年3月25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建立三三制政权不易，巩固三三制政权更不易。因为，在一部分党员中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总是客”的思想；在非党人士看来“枪杆子在共产党手里，基本群众在共产党一边”，也存在作客思想和观望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林伯渠把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有权，视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在这方面，林伯渠堪称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的典范。

　　起初，一部分党员在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相处中，表面上“敬宾以礼相待，骨子里还是讨厌的心情多”，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对是否有职有权，则拭目以待，当感觉到有人把他们当“花瓶”摆设时，就产生了消极和不满情绪。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李鼎铭在边区政府政务会上，总是很少发言。他不说话，其他党外人士也就默不作声。林伯渠虽每次都要主动问：“李老，您还有什么意见？”他总是说：“俺没意见”。但到批发行文时，他又不肯划行，反映出他口称的“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林伯渠觉察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就把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等人找来商量。林伯渠说：“三三制政策能否贯彻，三三制政权能否巩固，主导方面还在我们共产党员”。他让李维汉先找李鼎铭和其他党外人士谈谈，了解一下他们的思想情况，听听他们的意见。李维汉遵照林伯渠的指示，和李鼎铭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李鼎铭很坦率，把埋藏在心底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说：“我本来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在毛主席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召下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但任职后，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发表意见？政府要下达命令、指示，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怎么好划行呢？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是你们党上决定了，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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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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