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传(71)

七一

　　李维汉把李鼎铭等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渠认为，他们的意见还是集中在有职有权这个问题上，于是立即召开党组会议，研究改善关系的办法。大家认为，党外民主人士在抗日问题上和我们党是一致的，这是合作共事的基础。但是，由于他们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因此在执行政务中，难免会发生某些原则性的争议。林伯渠指出：遇到这种争论发生时，务期要互相开诚布公，平心静气的商讨，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轻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这是因为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不习惯于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尤其不习惯于在会议上争论问题。这虽然是他们的弱点，但我们还不能不顾及他们这种习惯，重大问题要预先和他们交换意见，经过个别协商，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后再提到会议上作决定。要尽量避免在会议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那样不但不易解决分歧，往往还会造成僵局，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利于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党组经过认真的讨论，商定了四条改进措施：（1）各厅、处、院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秘书长参加；（2）每次政务会议前，提交会议的议题，除交党组研究外，还需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如有意见便缓期开会；（3）某些要由李鼎铭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事先说明内容，征得同意，然后再办理划行手续；（4）平时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

　　林伯渠首先带头执行党组关于改善同党外人士关系的决定。他经常亲自去找李鼎铭交换意见，商量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李鼎铭很高兴，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不讲“你们党上”如何，而变成“我们政府”怎样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李鼎铭马上以主人翁的态度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

　　由于林伯渠的真诚努力，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中，和共产党人合作得非常融洽。一九四三年，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正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时，一些无耻之徒印发所谓“告边区父老书”，制造谣言，挑拨离间，谎称“副主席也被撤职”。李鼎铭看后非常气愤，当即在报上发表《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指出：“你们的谣言既然造到我的身上来，那么即使你们不愿意拿眼睛对着事实，我也必须拿事实对着你们的眼睛！”“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二百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的继续工作着。我并未被任何方面撤职。”“如果你们认为我抗日有罪，实行民主有罪，认为我犯了你们的什么法，你们要来撤我的职，那就让你们‘撤’好了！但这不过是你们的一种愿望而已，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

　　“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①后来，中外记者团来延安考察时，一位英国记者提出要同李鼎铭单独谈话，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是有职又有权。”事后，这位英国记者多次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②其他党外人士也以愉快的心情，接待与回答了记者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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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
　　②《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林伯渠在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既非常尊重他们，又坚持了党的原则立场。有一次，在政务会议上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其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并且说：“如果不这样，人家就不来投资。”贺连城主张“有限制的承认所有权”。他们的主张，明显是不妥的，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投资者，必然会出现新的土地过分集中，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林伯渠知道这件事后，和李维汉、刘景范一起商量，认为原则一定要坚持，但方法可以灵活，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经过林伯渠做工作，李鼎铭也同意这个办法，就暂时取消了这一条款。当时边区政府有一种制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动员大家检查一次工作，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的方式，互相听取意见，开展善意的相互批评，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李鼎铭、霍子乐、贺连城等民主人士，也常常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大部分都是正确的，边区政府就采用了，并照他们说的办。但也有不正确的，有些是属于误会的意见，就向他们做耐心的说服和解释工作，做到互谅互勉，共同提高。有些明显错误的，就诚恳地指出他们不对。民主人士对这种真正能够以诚相待，很满意。林伯渠对这种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也很高兴。他经常鼓励大家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负责才能办好。无论对什么事，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也应该说。发生分歧，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健康现象，常常还是正确决定问题的先导。希望大家把这种好作风坚持下去，发扬光大。”①有一次，林伯渠向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汇报了边区政府检查工作的情况，毛泽东也赞成这种方法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不符合事实的，可以借鉴。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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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林伯渠还很注意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长期来养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李鼎铭到边区政府后，最初住在山沟的一孔土窑洞里，进出不方便。林伯渠就指示办公厅在他住的那排窑洞下面，修了一排石窑洞，请李鼎铭搬进去住，他非常高兴。李鼎铭在生活上有些特殊的嗜好，与政治没有关系，共产党也不加干涉，他也很感激。对其他在职的党外民主人士的生活，也尽可能的给予关照，他们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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