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14)_秦德君

一四

　　在南京，我暂住在我的老师汤用彤家。那时汤老师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接着我就去找在南京上学的同一个党小组的陈振，希望由她帮助我找到党组织，接上关系。

　　一踏进她的家门，她的女儿曾谦正在藤椅上神情颓丧地缩成一团。她猛一看见我，吃惊地站起来。

　　“妈妈呢？”我问。

　　“清党的时候，被砍成几块，用麻袋装起扔到浦口的江里去了。快走，秦姨，危险！”

　　我听了不由得心酸泪淋，悲痛已极。

　　我失魂落魄地到汤老师家里，汤师母张敬平眼见我狼狈不堪的惨状，十分同情。她就把我的女儿秋燕留下，托一个船民家抚养，同时给我一副金手镯和路费，帮助我去上海找党组织。

　　我正准备离开南京，忽然，杨虎城将军和夫人谢葆真到汤用彤家来找我。谢葆真原是女子宣传队的队员，她在西安经我介绍，与杨虎城将军结为夫妇，所以我们很熟。谢葆真告诉我，在河南，冯玉祥把杨虎城的部队截成两段，把后半段缴了枪，又在前半段尾部袭击。如今杨虎城手下只剩一万多人，退到了安徽和江西的边境，没有给养，便到南京找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不理睬，叫他们回去。谢葆真泪汪汪地问我：

　　“秦老师，怎么办呀？叫我们回去，还不是逼着我们被冯玉祥杀掉吗？”

　　我沉默很久，仔细思量，对他们说：“蒋冯合作不会久长。目前先寻找个地方渡过难关，等到时机成熟，你们再率部队，做先锋，消灭冯玉祥，打回陕西去。”这时，我想起了我的同学高香祖，她虽然是个家庭妇女，思想还开明，善交际，能活动，在那时兴走“内线”的社会里，也许她能助一臂之力，帮杨虎城渡过难关。

　　我的这个想法，他俩很同意，就派亲信王子安及其未婚妻陈湖苗二人由我陪同到南昌，直达百花洲高香祖的家，由她的丈夫向朱培德介绍。朱培德想加强自己的势力，很高兴地为杨虎城的部队解决了防地、军备、经费等问题。不久，杨虎城夫妇偕秘书米暂沉、随员郭则沉到日本东京休养去了。不久后，蒋冯破裂，杨虎城果然率部队打回了陕西。

　　再说我从江西便一直到了上海，念念不忘去找组织。我改名“徐舫”，住在陈望道家中，我求他帮助我办理组织手续去苏联学习。陈望道说，吴庶五（陈的前妻）在日本研究绘画，他劝我先到日本进学校，这样就可以领取“庚子赔款”中的留学生经费作学费，每月70元。而且日本也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可以在那儿接关系。我同意了，他便写信托吴庶五在日本东京白山御佃町“中华女生寄宿舍”给我租一间三铺席子的房间。陈望道还说，沈雁冰用“茅盾”笔名发表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引起左翼文人在报章杂志上对他的批判，他很闷气，也想去日本，正在找同伴。沈雁冰曾在上海平民女校当过教员，我们认识，但没有交往过。

　　陈望道说这话的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天井里跳绳玩（那时我23岁），忽然门铃响，我从门缝里看见茅盾。他穿着深灰色的绸料长袍，黑色平底鞋白袜子，瘦瘦小小的，再加上又浓又黑的八字胡须，活像个算命先生。天气并不热，他手里却紧紧捏着一把黑折扇。我开玩笑故意问他：“你找谁？陈先生不在家。”“我找徐小姐。”我打开门迎他进来。他一边走一边歪着头笑眯眯地问：“你就是徐小姐吗？我姓茅，我叫茅盾。”我手里攥着绳子，请他到客厅里坐。他还取笑说：“在学小孩游戏呀。”

　　在客厅落座后，他与我商定了行程，我就上二楼开箱取出25元日钞给他，请他代买船票。日钞是5元一张的共5张。他把钞票放进小皮夹里，又取出来凑在鼻尖上嗅嗅，直说：“好香，好香，真舍不得花掉它。”我一再说明那钞票是偶尔压在洗脸的香皂底下的，并没有洒香水。我后来才知道，茅盾身上常常洒香水。

　　1928年7月初，我们离开上海赴日本。出发的时候，茅盾叫了汽车到陈望道家来接我。这时，他的八字胡须不见了，浅灰色的毛料西装穿得笔挺的，黄皮鞋擦得亮亮的，俨然一书生模样。他化名“方保宗”，我仍用化名“徐舫”，搭的是日本人的小商轮。没有客舱，都是25日元一个床位。乘客大约10人，除了我和茅盾，都是日本人，只有我一个女客。在船上，茅盾常常约我到舱外，凭栏眺望大海，兴致勃勃地谈他的著作，他的身世，谈他在大革命高潮时在武汉当《国民日报》编辑的情景，也谈对文学界各家各派的看法。不管他谈些什么，最后都免不了说到他个人生活上的不幸。他说，他是在襁褓之中，由父母之命，媒的之言，订了亲。尽管他18岁那年就提出反对包办婚姻，但母亲不同意，硬是大张旗鼓，吹吹打打地用花轿把儿媳妇抬进门来。由于新媳妇脾气不好，茅盾感到很难相处。

　　有时候，他在甲板上给上海的郑振铎等人写信，还喜气洋洋地拿给我看。我发现，上面写到我，我的穿戴、动作、语言，甚至我后脑勺的一绺少白头发被海风吹得翻滚成灰色，也生动地描写在信笺上。中华书局给我印了一盒100张“秦德君”字样的名片，他也不客气地从我的书包里取出来，一张一张的丢到海里，还快活地嚷嚷：“秦德君跳海了！”丢一张，嚷一声，居然把我的100张名片丢得一张不剩，最后把装名片的纸盒也丢下海了，再后来就只有丢他嘴里的香烟头了。

　　他个子小，我管他叫“小淘气”，他叫我“阿姐”，尽管他比我大10岁。

　　一路上风浪不大，我们就轻松愉快地到了神户。那时我觉得他还不错，为人不错，但说不上喜欢。我也没觉得他在追求我，但我感到也许有些方面我吸引了他。我想，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志同道合，彼此谈得来，也信得过。我压根不知道他当时已脱党。他从来没跟我说起过，我一直以为他还在党内，是个共产党员。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他始终没有告诉我。

　　从神户上岸，坐火车到东京，我们俩一起去白山御佃町“中华女生寄宿舍”去找吴庶五。吴庶五已经替我在那里租了房间，但是并没有为茅盾作准备，因为她事先根本不知道他要来。茅盾是临时决定来的。吴庶五便想办法介绍他住进我们宿舍附近的“本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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