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15)_秦德君

一五

　　茅盾在“本乡馆”颇感寂寞，朝朝暮暮往我们女生宿舍跑。学生寝室不许会客，中国女学生共用一个会客室，茅盾嫌别扭，我和吴庶五便去看望他。不久，茅盾的好朋友樊仲云来到东京，住在“本乡馆”茅盾的隔壁，可茅盾还是情绪消沉。他对于上海文艺界批评他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消极反动，想不通。我对他说，革命低潮很快就会过去，等到高潮来了我们再干，我们俩先一起去苏联。茅盾那时没职业，手头缺钱，小说又受到批判，觉得没出路。我和吴庶五极力劝慰他，认为他是个书呆子，经不起大革命失败的风浪而闹情绪。我每当听到茅盾消极、颓唐、悲观、失望的呻吟时，都耐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导他，鼓励他勇敢些，朝前看。茅盾听了很感激，他说他好比沉沦在大风大浪里，好不容易抓到了我这样一根救生藤。我也因他的话而深受感动，决心振作精神倾全力扶持他前进。

　　从此茅盾的心情逐渐开朗，已不是原来那般哀哀愁愁、丧魂失魄的样子，走起路来也不低头弯腰，而是欢快跳跃了，简直换了一个人。他高高兴兴地写好了一篇文章《从牯岭到东京》，在寄给上海《小说日报》发表以前，兴高采烈地送到女生宿舍来给我看。他顾不得旁边有人，紧紧地抱着我，把我叫作他的救星，挽救他的命运女神。他着重指出文章中的主导精神就是：“我看见北欧运命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他心情激动结结巴巴地说：“啊，啊，阿姐！北欧运命女神中间最庄严的那一个就是你啊！就是我亲爱的阿姐啊！”

　　他还指着从银座夜市的地摊上买来的英文版北欧神话书籍说，北欧运命女神的故事是说姐妹三人，大姐感伤过去，三妹蒙着面纱低头冥想未来，惟有中间最庄严的那一个勇往直前、永远奋斗的精神挽救了他。他说着说着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茅盾还说，北欧运命女神也是象征苏联。他说，他的二弟沈泽民夫妇在苏联，他已下定决心和我一起去苏联。他画了一张去苏联的路线图，由东京到京都，转敦贺，再转海参崴，去到莫斯科。他还说，必须先到京都找杨贤江办理组织手续。杨贤江就住在西京高原町。

　　我一到东京就进了“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文。我的想法是，万一去不成苏联，就要好好学习，才能争取用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教育经费当学费，并且还准备参加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当时，杨虎城、谢葆真夫妇和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随员郭则沉都在东京，谢葆真是我在西安当陕西省立女子模范学校校长时期的学生，1927年同我一起参加北伐战争，胜利会师中原以后，和杨虎城结婚，我是女方的主婚人。他们夫妇愿意资助我去德国。邓飞黄、郭春涛都是和我一起参加北代战争的，他们来信表示愿意帮助我去任何一个国家。我当时不太愿意接受资助，想自力更生。同时也企盼在日本寻找党组织，接上关系。我想，好在茅盾也是共产党员，我们俩彼此可以证明。茅盾看到这些情况，不断催促我去京都找杨贤江办理组织手续去苏联。他要同我一起去。

　　那时，我同茅盾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每天提著书包上学，一出门，就看见茅盾那笑吟吟的脸。他为我提书包，扶我上电车，一直送我到校门里。中午，他又在学校门口等我，我们一起去吃饭。下午一般是去看电影。我本来是不大爱看的，因为那都是英文字幕，茅盾英文好，他边看边给我翻译。看完电影，他就送我回宿舍，到门口就分手了。这些行动，他都有意避开吴庶五。后来，庆祝日本天皇昭和登基，日本政府把国内外一些著名的表演团体请到东京演出，我陪茅盾看了一场又一场，他最感兴趣的是摩托车在墙壁上横着跑。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紧紧拉着我的手，惟恐我在人群中走失了。由于每天我只有半天课，下午便和茅盾在一起，连他去理发店也要我陪他。夜晚逛夜市也形影不离，公园、地铁、电影院、百货公司都有我们的踪影。经过这样频繁的接触，加上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我也渐渐对他产生了感情，我觉得他博学多才，性情随和，对我关怀体贴，我有不懂的问题，他总是耐心地讲解。感情这个东西总是相互作用的，如果只有一方有意，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不可能成功，因此，谁主动都无可厚非。至于我们俩，从友情到爱情，的确都是茅盾主动。现在有些书刊上，说我因茅盾是名人，疯狂地追逐他，那不是事实。我认识的名人很多，有的名气当时比他大，我也从不曾追逐过。我去日本，原想是住一段，能找到什么关系就去苏联，如果去不成，也想学好日文以后，能进入一个学校，争取到庚子赔款中的留学生助学金，生活也不成问题。但是由于与茅盾的交往，我的日文没有学好。这时茅盾口口声声要同我一道去苏联，我感到他的关切，同时也考虑到，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呆在日本，手头的钱花光了怎么办？在茅盾的一再催促下，大约在1928年12月初，我们俩便到京都找杨贤江去了。

　　杨贤江是共产党员，1921年在北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时，他出席了，所以我们彼此认识。后来，他和邓中夏、恽代英等一些人去四川演讲，我们也见过。他和茅盾比我更熟，因为他们同在上海当过编辑。找到杨贤江，也许可以接上组织关系，并可以通过他办理手续去苏联。

　　我和茅盾去京都，吴庶五等友人不知道，因为我和茅盾没有告诉任何人。原来我以为找了杨贤江接上关系，当天就回来的，所以我去京都时，宿舍里的东西什么也没带，也没清理什么东西。在离开东京以前，茅盾对我更好了，他写了一封信寄给我十年不见的妈妈，说我和他将一块去苏联莫斯科了。

　　我和茅盾都住在杨贤江家里。杨贤江和夫人姚韵漪、儿子肉肉一家三口，雇一个下女，靠杨贤江笔耕度日，过得还不错。我们一到，茅盾就和杨贤江关起门来密谈，连我也不让听。究竟谈的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我只知道从此以后茅盾就闹开了病。原来他就有沙眼，我就成了他当然的护理员，学着给他翻眼皮，上眼药。这本来不影响去苏联，但是，他接二连三地又说牙痛、心口疼、肚子疼，我当然很着急，百般照顾他，就这样耽搁下来了。从此茅盾再也不提去苏联的事了。我们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同居的。我也曾想到茅盾有妻子，但茅盾对我说，他不爱他的妻子，要和她离婚，和我永远在一起，我这才与他同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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