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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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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形势已急剧变化,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发生动摇,倒向了蒋介石。他将刘伯坚、邓小平等200多位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发给路费,提供了一个闷罐车皮,拉走了。这些人大部分到了武汉,我也是这样去了武汉。冯玉祥离开了革命,离开了共产党,后来在事实的教育下,他又积极抗日,再度与共产党合作,反对独裁。1948年9月,他应共产党的邀请,从国外回来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中途因轮船失火而遇难。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我们这些被“礼送出境”的共产党员,随着轰隆隆的火车到了国共合作时期的赤都武汉。 在武汉,我因腰伤,行走艰难,暂留武汉原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处疗养,自此与刘伯坚分手。后来他去了上海,又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 不久,武汉亦演出白色恐怖,幸而我的腿伤已逐渐好转起来,于1927年11月平安地生下我和伯坚的女儿“秋燕”。我又由武汉而南昌,而南京,把女儿秋燕留在一个老船夫家里抚养,由老师汤用彤的夫人张敬平代管。我则到上海去找党。 世事沧桑,若干年后,我才得知,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刘伯坚被派往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同时也在中央分局军委工作。1935年3月4日,在突围的战斗中,刘伯坚身中数弹,左腿负伤不幸被俘。他坚贞不屈,严词拒绝敌人的威胁利诱,拒绝出卖革命同志,于1935年3月21日牺牲于江西大庾。我和刘伯坚于1919年相识,大革命高潮以来,戎马倥偬,一直战斗在一起,不想武汉一别,竟成了永诀。此恨绵绵无绝期,我心头的创痛永生永世再也不能平复了。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而今江西大庾县的金莲山岗,“刘伯坚烈士之墓”的石碑上,刻写着他的绝笔诗: 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祥。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是他被捕后由大庾县监狱移到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移狱的路上,有感而发后写成的。 读着这掷地有声的诗句,我的眼前模糊起来,朦胧中仿佛又看见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挚爱的刘伯坚面带微笑的身影正一步一步向我迎面走来……我仿佛又听见他牺牲前写给我和秋燕的诗句:“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摘自《移狱》长诗中。) 〖第三部 樱花盛开又悄悄落下〗 一 蜃景 在茫茫的大海上空,有时会出现一种迷幻的景象:巍峨的宫殿,玲珑的亭阁,疏落有致的岛屿,若明若暗,隐隐约约,虚无缥缈,变幻不定,不久便渐渐地模糊,成为一团淡淡的影子,随即消逝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海市蜃楼。苏东坡的《海市》诗开头几句写到:“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啊!多么神奇,美妙,望而生羡啊! 我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比这更引人入胜动人心魄的蜃景,我称之为“樱蜃”。漫山遍野盛开的樱花,灿烂无比,妩媚已极。每一株都是一位高洁的少女,在和风微拂中绽开了笑靥。她们婷婷玉立,舒展双臂,漫卷衣裙,像圣洁的云,像迷人的雾,当朝晖映照的时候,排红万顷,溢彩流光,越发使人心醉神迷了。 可惜好景不常,它只是虚幻的蜃景,一会儿便隐去了。给予人的欢乐,多么的短暂啊! 他,一位伟大的作家,曾经是那蜃景里的人物。他,和我,在樱花下海誓山盟,在樱之国相亲相依。只是到头来,一切都是幻景一场! 让我打开记忆的闸门,从头说起吧。 二 同赴樱花之国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造成全国范围的白色恐怖。如前所述,我在北伐战争中坠马负伤,随即又同刘伯坚和一批共产党员从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中被“礼送出境”,在武汉同刘伯坚分手。我因腿伤未愈,行走艰难,暂留武汉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共产党员)家中疗养。 南昌“八一”起义失败后,蒋介石的爪牙胡宗铎、陶钧在武汉扬起了屠刀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准漏掉一个,还满街张贴布告,悬赏捕人,限期自首。在这生死关头,施存统在武汉各报发表“悲痛中的自白”,声明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然后,带着一家老小离家走了。顿时,我没有了立足之地。 怎么办?我对南方的党组织情况颇不熟悉。那时,党在幼年时代,尚未建立严密的党员材料档案。组织关系往往借助于同志之间的互相证明而已。兵荒马乱的,我往哪里去找组织呢?1927年11月初,旧历9月的最末一天,我平安地生下了我和刘伯坚的女儿“秋燕”,这时我的腿伤已逐渐平复了。 我首先带着女儿到南昌寻找组织,却被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副官处把我当作共产党的“奸细”扣押起来。幸亏朱培德的政治部主任周壁光的夫人高香祖出面把我保释。她是我在成都实业女校的同班同学,我在离开武汉到武昌前,在汉口一家大饭店门口曾偶尔碰见她。她一把将我拉进饭店她的房间里,又惊又喜地问我: “你是人还是鬼?我在四川就听说,清党的时候,冯玉祥把你杀了。”她说着眼圈红了起来。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朱培德那里当政治部主任,有困难可以找她。她把南昌的住址写给了我。 正是借助她的力量,我才死里逃生。她还给我置办了行装,又给我一根金项链和路费,我便匆匆忙忙离开南昌,辗转到了南京。这时,穆济波并没有跟我去南京,一来是我走时并未通知他,二来是他看到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员时时处于危险境地,我对他也帮不了什么忙了,他便在朱培德手下觅了一个职位,也就不再追踪和纠缠我了。我们的关系至此彻底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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