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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总政治部宣传处陶金熔设计做了一面“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女子宣传队”的红旗,旗帜一打出去,妇女们纷纷要求参加。当时有规定,国民革命军不能携带家眷,因而军事头目们的夫人、小姐都来报名,还有女教员、女护士、女医生、女学生等等,组成了娘子军队伍,浩浩荡荡地随军出发了。

  在出发前夕举行了一次婚礼,新郎是刘伯坚,新娘是王淑贞,时间是1927年4月。她的哥哥嫂子催促着她赶快办喜事,她本人也急不可待地一再恳求。再加上队伍就要出发了,时间紧迫,刘伯坚无可奈何接受了新嫁娘,也不谈他择偶的八个条件了。

  队伍开拔前,新嫁娘王淑贞也主动报名,加入了女子宣传队。

  娘子军欢欣鼓舞地高唱国际歌随军前进。路过临潼休息之便,娘子军们都跳进“贵妃池”沐浴,简直是满池子的美人鱼,惟有我坐在池边洗脚。大家都叫我脱衣服下水凑热闹,新嫁娘则讥笑我封建脑袋,而我有口难言。因为在出发前的动员大会后,我参加文艺表演跳舞时,就已经觉得身体有些沉重了,若是随大家一道下水,她们岂不发现我的肚子不正常了吗?在临潼,我私下里告诉刘伯坚,我已怀了他的孩子。

  前线士气高涨,战士一鼓作气攻下豫西25个县。刘伯坚告诉我说,总司令叫我去当洛阳县长。我知道,这是刘伯坚的主意,他是担心我腹中的孩子,不愿意我在前线奔波。可是对于旧社会无官不贪的弊害,我深恶痛绝,我说:“革命者不做贪官污吏!”当时我这个21岁的黄毛丫头心眼太直了,也太幼稚了。虽然朝会上冯玉祥批评了我的看法,说是“治理好一个县,就能够做国家元首”。但我还是拒绝当县长,一心要随大军前进。

  我们在潼关驻扎半个月,每天清晨4点起床,和总司令部的秘书长何其巩、总参谋长石敬亭、参谋长李兴中等,以及总政治部刘伯坚、邓小平、郭春涛、邓飞黄、黄少谷、曾晓渊、陶金熔等,大伙儿齐集城隍庙参会朝会,听冯玉祥讲话。20分钟后,我们就分成两队,骑马到黄河边演习南北会师。一队往南,一队向北,先到的南队,在黄河边广场高呼:“国民革命成功万岁!”北队从黄河边浅水滩踩水过河来和南队会合,又一齐高呼:“南北会师万岁!”

  演习毕,我们原队回到城墙上,练习射击。每天都把张作霖、吴佩孚的头像打得稀巴烂,伯坚还教我一些普通军事常识,例如炮声隆隆中嘴不要闭紧,嘴唇微开就不会震聋耳朵。

  此外的时间,我们主要向群众和士兵做宣传工作,和战士们一块儿吃饭,同甘共苦。纯朴的战士们都很热情地对待我们,他们很激动地说:“你们女同志也来参加革命,和我们一起上战场,打倒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男子汉更应该上前线杀敌,死也甘心。”他们看见我们没有碗筷,都争先拿自己腰间挂的一双竹筷,夹起他们吃的盐水菜连同黑面馒头给我们吃,还把自己仅有的一个搪瓷碗盛热水给我们喝。

  两周以后,我、谢葆真等一队娘子军,跟总政治部的同志们由黄河乘木船开往前线。经过陕州,先到一个大庙里。这是一个临时伤兵医院,收容有2800名受伤士兵。庙门内的地上横摆着一副白木薄棺材,旁边躺着一个十五六岁的战士,他的前额右边突出着一个紫黑色的小包,据说里面有一颗尚未取出的子弹。大殿两廊的禅堂、饭堂里里外外遍地挤着伤残士兵。后殿两廊,也躺满了受伤的人,有四个伤兵看见我们来送慰劳品,就挪动身体将他们自己盖的被单扯来蒙住头。和他们躺在一起的战士说:“他们四个是敌人的伤兵,军阀的帮凶。他们把我们打伤了,还在我们这里享受医疗,要是再享受我们的慰劳品,想必不好意思喽!他妈的!”我们揭开蒙头伤兵的被单,问他们为什么打仗?为谁打谁?他们难为情地说:“我们原是庄稼人,是拉壮丁拉来的,不跟他们走就要被打死。……”说着哽哽咽咽地哭起来了。在正殿那十八罗汉包围着的大泥塑像夹道中间,摆满了木板条,上面躺着重伤战友,一看见我们,有的就伸出手来拦住我们说:“好同志,好姊姊,又看到你们了。”我们往里走过手术室,窗前碰着我们娘子军里的女同志,她双手捧着搪瓷盆,当外科大夫的助手。她是因医院人手不够,临时借调来帮忙的。我们一连去了五个临时伤兵医院进行慰问。都是大庙宇,设备太简陋。此后一想到那些伤兵的苦难,我就忍不住热泪盈眶,这是帝国主义、军阀走狗造下的罪孽啊!

  四 暮云深,别离愁

  半个月后,我们继续向洛阳前进。战争中铁路已经被破坏。我们行军,除了步行,只有骑马。我骑的是郭春涛牵来的一匹蒙古高头大马,我骑在它背上,显得特别神气。当骑到洛阳不远的途中,这匹高头大马忽然发疯般地兴奋起来直往前奔。眼看就到洛阳城下了,我们部队的战友们,以为我是在和他们竞赛,争取先进洛阳城,大家就你一鞭、他一鞭炮打在我骑的马屁股上,为我助威加油,邓小平也兴高采烈地挥鞭催征。烈马狂奔猛跳,简直前蹄朝天,马缰也松脱了。我已气尽力竭,不由得滚到洛阳城下路旁的石沟里。从此我就成了伤兵,躺在洛阳城天主教堂里,左腿血糊糊的。

  刘伯坚看见我的狼狈相,愁眉双锁,叹息说:“同志们的玩笑开得太厉害了!原来想加鞭让你先进洛阳城,想不到跌坏了你的腿,咳!”

  到了郑州,我们总政治部仍然和总司令部一起,驻扎在基督教的福音堂里。当地老百姓好奇地在我们住处周围绕来绕去。他们说,想瞧瞧女革命军。并且传说“西北进关来的女革命军多么厉害啊!胜仗都是她们打出来的”。

  敌人的飞机在黎明时来投炸弹,落在我们驻扎地的围墙以外的菜市场,把我们的玻璃窗震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伯坚让把我送进医院。他天天来看望我,带给我一些关于时局的消息。一次他带来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李大钊以及京津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等消息,我趴在病床上紧紧抓住枕巾,痛不欲生,伯坚也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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