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传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二章汉滨读易(5)

四、仕在北洋·幕府二十年第二章汉滨读易(5)

　　严复、伊藤博文这两位同在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命运、成就却是天渊之别。令人感叹。潜心学习社会科学的辜鸿铭自西洋归来，沉郁下僚，也是感慨良多。

　　1898年春天，严复翻译的斯宾塞《天演论》全部完成，一时毁誉毕至，纷纷扬扬，意在倡导学习西方，着眼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直接了当地说出世界民族竞争大势，强权世界的公理，佑启后人。一代伟人鲁迅先生、毛泽东等无不受到《天演论》的影响。此书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震聋发聩的炸药。二十世纪初，政治思想文化舞台上不受其影响的罕有其人。1840年以来的中国恰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道的典范，现在是如何竞、如何适了。

　　严复的这篇名译，却引来辜鸿铭一席臭骂，著文驳斥说：今夫新学也，自由也，进步也，西人所欲输入吾国也，皆战争之原也。我国之文明与欧洲文明之异，欧洲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中国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孟子日：“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魇。”列强以竞利之敌，互相吞噬，穷极其残暴不仁之武力耳……孔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辜鸿铭以为《天演论》那一套“优胜劣汰”的道理，没有什么高明，其实，早在数千年前，《中庸》中就有“栽者培之，倾者复之”，这八字实早已说尽一部《天演论》，今反复词费，矜为创造，实没有必要。

　　此时恰逢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问世，向西方人输出中国文化，认为西方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此其毕生之志，从1883年起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始，即奠定了其日后的写作模型，以不懈的努力向西方证明：

　　第一，他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权威。
　　第二，中国文化最起码和西方文化一样有价值。

　　在他英译的《论语》中也忘不了对其意理上的敌人抽上几鞭子，其矛头指向如斯宾塞等人。

　　现在人们谈论“进步”，进步也者，据歌德而言，其意味的是人类“进步成更加‘像人’”。由是观之，中国在两千年前，似乎在文明上已有了真的进展。辜鸿铭很看不起译述西人著述者，特别是严复和林纾。曾讲了个辛辣的故事嘲笑这些翻译家，说：当年陈立秋侍郎名阑彬，出使美国。有名随员徐某不懂英文。一天，徐某拿着英文报纸，看得颇为入神。使馆的译员看到他看英文报纸，觉得很惊讶，问：“你甚么时候学会了英文？”徐答说：“我本不懂。”译员说：“既然不懂英文，看它干什么？”回答说：“我认为英文固然我不懂，但看你们的翻译文字，同样不懂，还不如看英文。”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思庐，别号冷红生。福建闽人。举人出身。曾任教京师大学堂。思想倾向维新。后靠懂西文的人口述，用古文译欧美等国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其中以《巴黎茶花女遗事》最为有名。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

　　日后，曾有一次，严复、林纾、辜鸿铭这三位译界先驱同参加一宴会，古文学家马其昶也在座，却互不相识。酒过数巡，辜鸿铭突发高论，大声言说：“如我操生杀之柄，必杀两人以谢天下。”

　　座中有人问他杀哪两人。他说：“就是严又陵、林琴南。”

　　严复充耳不闻，林纾一副不解，面不改色地询问：“这两人不知有何开罪足下之处，竟不顾桑梓之情，开刀无情？”

　　辜鸿铭嘴劲大发，说：“严又陵以《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竞而不言理，以致民祸连连，民不堪其苦。林琴南译《茶花女》，诲淫诲盗，使一班青年男女小复知礼教何物。不杀此两人，天下不得太平。”

　　马其昶在一旁听着，暗问旁人：“此君是谁？”

　　偏偏辜鸿铭听到了，大声说：“我就是辜鸿铭，足下大名？”

　　马其昶回应道：“在下马其昶。”

　　辜鸿铭一听，拍桌大骂：“马其昶，滚！袁世凯的参政也有脸到这里来丢人现眼！”

　　【马其昶（1855～1930），安徽桐城人，字通伯，晚号抱润翁。近代散文家。光绪间曾任学部主事，后任京师大学堂教习。1914年赴北京，主法政学校教务，兼备员参政院。1915年袁世凯称帝，遂离开北京。1916年袁死后，再赴北京，应清史馆总纂之聘，从事撰述。病归桐城。】

　　辜鸿铭直到执教北大后，与一位同事谈论。问道：“你看我和严又陵相比，谁高明？”问话的语气，颇有些不服输。“你二位各有所长，何必相比。”答的话是遁辞。

　　“又陵有什么可以和我比呢？”

　　“严先生翻译的许多东西，现在有许多人推崇。”

　　“啊，你是说他有几本书……”

　　语气是颇带着轻蔑的恍然而又怅然的味道。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

　　正当中国寻求变法之际，甲午一战的胜者，日本国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游历，考察中国现状，寻求进一步对中国行动的机会，同时也想控制中国的时局。逗留北京，看到了维新运动的失败。本想通过维新人士透视中国时局的伊藤博文，做了些帮助维新人士前往日本避难的活动后，失望之余，于十月初南游武昌。张之洞热情接待了这位迅速强大起来的日本帝国的首相，向他介绍了武昌这边的一系列近代事业，伊藤博文大感兴趣，甚至向张之洞提议，同日本合作，开创一系列经济合作活动。虽然未能实施，却加深了他对看起来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两湖景象的印象。

　　此时，恰值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刚问世不久，即赠送伊藤博文一部，想让他见识见识天朝哲人风范，中华文化的忠恕精义。伊藤博文为此专门造访辜鸿铭。

　　此时的伊藤博文正春风得意，留学英国回到日本后，大才得用，操持日本一国大柄，引导日本在成功之路上顺风直进。伊藤博文太自负了。日本人早在1850年后，就看到了问题的关键，对世界上先进的东西主动接受，遂有今日之日本。而中国上下却固步自封，尾大不掉，自以为是，到今天还在讨论到底用不用西洋技术和政教。也难怪他要自负了，从善如流的人原本也该自负。两位同时留学英国的东方人此时见面，却是大不相同：伊藤博文西装革履，精精神神的一头短发，充满了西洋人的进取精神。辜鸿铭则一袭长袍，外套马褂，头上拖一条辫子，修行起正宗中国功夫来。看起来，日本人是洋人看不起他们，他们就学洋人高明的地方，重令洋人佩服。中国人呢？背负数千年文明，你们看不起我们，我们更要抱残守缺，自以为是了。

　　伊藤博文对辜鸿铭书中所说，不以为然，又素闻他一身“金脸罩、铁嘴皮”功夫，遂诘问：“听说你精通西洋学问，不佞也曾游学英国数年，难道先生还不能了解，孔子之道，只能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适应当今二十世纪的局势了吗？”辜鸿铭知他有鄙薄中华之意，看他一身西洋派头，挟着胜者春风得意的气势，心中早已不舒服，当下应道：“孔子之教，教育世人之意，恰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以前数千年间，三三如九，到了今天二十世纪，仍是三三如九，当然不能变为三三如八。洋人的那些玩艺儿长不了，你们贵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点玩艺儿吧！”

　　伊藤博文大窘，心道，此公果然一张铁嘴，名不虚传，虽然心有不服，却也顿时语塞。后辜鸿铭更作揶揄，嘲讽时局，说：“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等到还时，三三如九又变作三三如十一矣。”

　　这两位同到英国留学的东方人，回国后，境遇却有天壤之别。一个在日本国取得极大成功。引进西洋政教技术，使日本走上富强之路，与西洋人平起平坐，雄霸东方。一个却终生倾倒于中华典籍的温柔怀抱，沉郁下僚，明知其自大无用，却总报着一个遥远的礼教之梦，在国际上为中国文化大吹法螺，摇旗呐喊。思之不禁令人叹息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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