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20)

二〇

　　有趣的是，邓在当时的许多建议不仅预言了他在八十年代初将要开始实行的政治改革计划，而且也是他四十年代初在太行山区已经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继续。一个例子就是党政职能清楚地分开，以便加强党的领导。游击战期间，中共必需参与所有的活动，这是它的优势。但在五十年代初，中央领导经常批评党过多地插手和管理政府工作的倾向，以致使政府部门只会等靠党的指示办事，加重了党的负担，造成了党的系统的混乱现象。1941年邓曾在中共北方局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概括地提出类似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曾在太行山区实行过，后来在中共北方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

　　邓不仅关心行政事务，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以相当长的篇幅论述了党的程序和准则。他曾强调：特别是在赢得大众支持和保持党的团结方面，要把1935年之后的党的传统作为行动指南。这就是党章中最显著后来又完全被人误解的变化之一的基本的来龙去脉。1945年的中共党章明确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但在1956年的党章中将“毛泽东思想”删掉了，仅留下“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资料特别是各种“红卫兵”组织撰写和分发的资料，尖锐地批判了邓小平建议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从党章中删掉的行为，他们把这看作是反对毛和迎合苏联论调的主要依据。那时邓刚从莫斯科（4月）回来，在那儿他参加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听了赫鲁晓夫对个人崇拜的谴责。一些西方评论家如D·W常和鲍纳维亚，曾由于相类似的原因而把邓与毛关系的破裂追溯到这个时期。

　　以苏联为榜样跟着苏联路子走，不可能是党内变化的主要原因，因为1953年共青团的章程已把涉及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掉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措词的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这个决定不是由中共领导层集体决定的说法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尽管他在中共“八大”的讲话中批评了个人崇拜，但他强调与苏共不一样，中共总是认为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错误总是难免的，因此我们从来不愿采取苏共那样全盘否定的作法。而且，这时，实际上是在这前后的很多年中，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维护党的纪律和党的团结。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邓不无道理地担忧，当时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正在导致中国政治中越来越严重的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不仅对毛泽东本人的领导，而且对党组织的领导都会造成威胁。尽管他不同意毛有关中国未来的一些观点，但他还是相信只要不威胁到党的团结，只要决策是由集体来做，意见不一致是正常的、合理的也是欢迎的。事实上，邓完全懂得毛在中共政治中独一无二的作用，但他仍然把党的集体领导看作是一大优势，因此，他希望继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宣传，即使这个用语已正式从党章中撤了下来。

　　他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重要讲话中，以一定的篇幅阐述了在党内进行辩论的正确程序、集体领导的必要性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根据邓的观点，如果想找到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党内进行公开辩论是必要的。在辩论中，个人应畅所欲言，少数人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应当受到尊重，党内斗争不应采取“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的政策（邓自己在1933年曾经历过的所谓“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待错误也不应听之任之过分迁就。但是，党的决定一经做出，每个党员有义务必须贯彻执行。批评和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最基本的保证。没有批评，每个党员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就不可能改进他们的工作作风，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没有集体领导，政治将会变成个人崇拜。党章必须公平地适用于每一个党员，不应该有“个人崇拜”。领导干部相互之间或在对待下属的问题上不应滥用职权。

　　除了高岗和饶漱石，邓没有点其他人的名，不过他的批评很尖锐。他说：“有少数党组织的负责人，仍然有个人包办行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和“至今还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并没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评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报复的办法”。

　　肯定在后来，这些讲话可能被解释为是针对毛的。在1955年进行的关于集体化的讨论导致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是这次讨论急剧地改变了中国政策的方向。后来这次讨论常常受到人们强烈的指责。人们过去认为，毛主席背过中央的其他领导，通过向省一级的领导呼吁新掀起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是由于当时中央做出了一些他所不喜欢的决策。尽管关于农业合作化高潮来由的解释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走极端，但从1955年后半年起他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领先省一级的领导人，从而迫使中央的领导同意1956年初的发展速度和“全国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发展的速度。然而，在后来的一些年里，最能表现毛特征的那些行为和邓曾在谈话中所预言过的那种情况还没有完全出现。同样，当时有一些人觉得没有按党的准则去做而感到内疚，他们也是邓批评的对象。

　　【整风运动】

　　关于党的整风问题，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大”的讲话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并在后来的一年中支配了全党的政治生活。在这一点上，邓对于毛关于有必要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和阐述，还有整风运动的形式等问题，很可能不仅仅是采取一种犹豫的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1956年在党内关于整风运动的争论是对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挑战。中央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离开了莫斯科，是由于他们对赫鲁晓夫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将会有一个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的强烈反对。中共也担心当时匈牙利和波兰的自由化所产生的影响和对共产党制度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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