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21)

二一

　　邓在中共“八大”及后来的讲话中都曾说过如能具备三个条件：党内民主、党的领导和党与人民之间良好的工作关系，那么东欧出现的问题就能避免，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也能得到保证。总的来说，邓对中共的成就和前景持乐观的态度，认为阶级斗争在中国已经基本上结束：“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然而，对中共的错误也进行了特别严厉的抨击，严厉地批评他所说的那种“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党的领导意味着不仅告诉人们做什么，而且还要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1949年之前曾经实行过的久经实践考验的群众路线的原则一然而自1949年以来他感到许多干部往往满足于目前的成就，而且，1945年以来党的队伍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教育的质量必然会下降。

　　邓要通过在党内展开一场整风运动和建立中共的活动受人民大众监督的机制，来解决党的工作作风，党内民主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问题，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仍同过去一样，将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保持党内团结一致，帮助同志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来自党外的监督主要通过工人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委员会）还有各民主党派来进行。毛对整风的观点与邓的截然不同，他的观点主要是在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上形成的。毛认为政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而不是经济。特别是1956年到1957年前半年期间，他似乎曾相信为了创造和共产党密切的工作关系，中国的发展要靠社会各界的知识分子和职业人员政治化来实现——他一生中很多时候几乎都不能摆脱对这些人的怀疑。这就是他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由来。不象邓一样，他认为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结束，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那次著名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即使社会主义建立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的各种矛盾，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对待，但其他大多数矛盾需要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教育政策来解决；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扩大到整个社会，否则革命就会走向官僚化。邓1957年4月在西安对党的干部作《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时期确谴责了“大民主”这个广义上的概念。后来，他指责说东欧的动乱也是由于“大民主”所导致的。

　　1957年五六月间，几乎可以对共产党随意地进行任何批评，这就是，“百花齐放运动”，但很快被迫停止了。因为这不仅对党的团结造成了威胁，而且更严重的是对党的统治也造成了威胁。事实上，在那些批评共产党后来受到攻击的人中，知识分子占很大比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残酷的迫害。正如邓和其他中央领导所指出的那样，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没有能很好地参与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尽管他认为当时的整风运动是必要的，但现在也觉得当时的方法是太过分了，并且有碍于生产力的发展。

　　【大跃进】

　　所谓“大跃进”就是一个动员广大群众起来积极参与水土保持工作的运动，在1957年冬季如果从它动员起来的人数来看，这次运动搞的非常成功，以致在后来的一年中，依靠动员的原则接二连三出台了许多政策，所采取的那些政策合起来形成一套现在称为“大跃进”的宏观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中国试图仅用十五年赶超西方一百五十年的工业化水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双百”的这个经验教训使得最终采用毛的以发动群众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更为可能。陈云提出的发展战略曾是中共八大上起草的第二个五个计划的基础，该战略曾造就和激励了一批持“专家救国论”的精英人物。这也是自从1956年以来吸引了知识分子并在1957年5、6月知识分子受到了鼓励去“监督”中共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忠诚却受到了怀疑。

　　1957年秋天，中共领导层的团结似乎达到了空前的一致，这样的团结持续了一年多，随后便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毛对他亲密的同事们私下宣布，他将在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退居政治二线而让刘少奇出任主席。这个变动他早在党的八大上就事先说过并开始着手实施，毛这样做有助于“大跃进”的产生。那一年中央领导层内非常团结，只有周恩来和陈云反对“大跃进”这个战略，但是实际上他们和中央计划经济的官员们早在1957年9月到1959年间就被撇在一边了。

　　“大跃进”的战略要求以劳动力投资代替资本投资，政治代替技术和经济，热情代替专业技术和熟练劳动。“大跃进”反映出了毛依靠规模经济获取经济效益的指导思想——正如他在口号中所概括的那样：“多、快、好、省”——却丝毫不考虑减少实际费用。在“大跃进”中最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大炼钢铁，产出了大量无用的生铁；另外还有人民公社，这是一种把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组织起来的庞火的农村集体，这种集体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1958年大跃进的成果相当惊人，汇报的产量数字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无疑这是因为当时的国家统计局也被那些狂热的人所接管，他们认为即使统计工作也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不能仅仅局限于那些可信赖的数字报表。人们为人民公社欢呼，不仅因为它是农村生活中一次成功的尝试，而且还因为它是“共产主义的幼苗”——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的最终目标——这一切成就使苏共感到很大的震惊。

　　然而，1958年冬，中共许多领导人开始到各省去视察，去亲眼看一看“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视察的见闻对于彭德怀等人来说，很明显是一次极大的震动。彭先去了甘肃，然后去了他的家乡湖南，还去了江西、安徽和河北。他的视察也许是最著名的，因为正是彭的这些视察使他后来在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与毛发生了公开对抗。然而就是在这次视察中，彭发现农民们在挨饿。党的地方干部私下里在抱怨“大跃进”的过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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