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19)

一九

　　除了个人的动机之外，邓和陈所担心的是高岗这种无视党的规章的行为，将会对党的团结造成威胁。特别是邓小平在1953年后半年接连参加了会议，会上因高岗宗派活动引起的种种紧张气氛趋于公开化，邓认为他此刻必须为维护党的团结而强烈地呼吁。高和饶无疑是在搞阴谋，他们搞阴谋的基本特点，正如后来邓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是离开党的章程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

　　高—饶集团的攻击经历了几个阶段：在1953年后半年是他们最猖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成功地使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使周恩来接受了人们对他在财政工作中失误的指责；使财政部长薄一波靠边站。在那年夏季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后来薄一波说：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刘少奇的代理人受到批判。从1953年初以来，薄一波的税收改革建议在领导内部引起了纷纷责难，因为这些建议不仅对以前的资本家和私有企业采取了温和的态度，而且还因为其影响迫使国营企业更直接地和私营企业竞争。在此次会议上，高的发言很犀利。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为薄一波进行了辩护，或者说至少是毛的救生索使薄一波免于在政治上完全垮台。但是，薄还是被迫辞去了财政部长。

　　财政部需要一位能得到毛信任的新部长，并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得到财政部满意的新部长。尽管邓自己没有明显地选择财政部长的职务，但是他适合这些条件。

　　邓是合适的，他能得到毛的信任。五十年代后期，戎子和还回忆起1953年12月邓部长专门给他讲关于“毛主席金融管理的方法”。就戎子和与财政部其他高级领导人来说，任命邓是合适的，他们和薄一波一样都是来自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财政和经济部门（戎子和是边区政府副主席），当时这些人虽然没有和邓在一起工作过，但在组织上有很密切的联系。另外，高层领导中正出现的冲突，邓至少没有遭到冲突的两方面的反对。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周恩来的保护，现在他能通过财政部长的地位从侧面对周进行保护，他以这种方式来对周作些轻微的回报；另一方面，准备支持被高、饶抱怨的人，他们把邓看作是领导人中一名军事代表，因为他从1937年到1952年一直在军队中任职。高、饶当时有一个看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反而比不上来自白区地下党的人受益多。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3年12月高、饶阴谋的破产，使党特别重视了党的团结，规定了反对破坏团结的若干具体办法，但这些并不能马上邓得成功。1954年早些时候，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没有轻易地得到高和饶的完全坦白。后来，邓小平通过他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新职务，在调查高、饶问题的工作中对彻底弄清他们的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才提交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最后报告。在高、饶事件中，林彪没有失宠。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了满足支持高岗的那些人所提的论调，林彪和邓小平都进入了政治局，因为他俩都被认作是1949年前军队利益的代表人物。另外，邓成了中共组织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然而，邓在中共的领导层内作为政界与军界之间的纽带作用并没有就此结束。当1955年9月为承认那些年军队在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人民解放军首次为将军们授衔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作为这次授衔的最后仲裁者。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对军衔作了暂时性的分配。

　　毛和邓的关系似乎又一次成为中共政治的主要关系。邓能够使党的团结和战斗力得到保证。1954年后半年赫鲁晓夫访问了北京，1958年又来一次。在1957年赫在莫斯科招待了毛率领的中共代表团，邓也是代表团成员，赫对此有一种有趣的回忆：他不喜欢毛的主要原因是毛从来不说他的党内同事的好话。赫说：“毛从来不承认他的同事与他平等。毛唯一似乎满意的一位同志是邓小平，我记得毛指着邓小平对我说：

　　“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而且前途远大。”邓的屡次提升，使他置于中共组织画务的核心位置，组织工作就成为邓这十年的后几年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当时被任命的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其他成员有刘澜涛、宋任穷、谭震林和杨尚昆。它的组成清楚地表明中共所强调的团结，因为这些人都代表着党内各方面的成分：刘澜涛是陕北苏维埃时高岗的同事，尽管从1933年以来他们有过多次冲突，最显著的是1938—1941年期间在太行山区的杨尚昆经邓的周旋，使他和秘书处的大部分人保持了极好的政治关系。宋任穷曾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谭震林和邓小平一样，自从三十年代就和毛泽东开始了共事。刘澜涛是薄一波的追随者，在太行山区是邓的同事，是1953年受高岗攻击的主要受害者。

　　接下来两年的书记处工作，大部分是组织工作，这是在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批准的一个职能完全不同的更具有政治色彩的秘书处。邓在“八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与邓在1954和1955年担任的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相比，该职位的权力更大）。邓受命担负起了修改党章的重任，这是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带来的许多主要变化之一。正如他在讲话中所阐述的那样：自从1945年上次大会以来，党的状况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党已夺取了全国政权，成了执政党；党员从一百多万增加到一千一百万，以前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在解放区的农村里，现我们的党员分布到全国的每一个城镇；党的目标已经从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发展国民经济。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政治环境，邓建议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总结，把所有经验都要适当反映到新的党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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