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乡到美国(40)_赵元任

四〇

　　旧金山纵然就在海湾那边，我并不常到“城里”左，尤其在海湾大桥未建成前，交通并不那么容易。但我确曾去过斯托克顿街上的“东方旅馆”，1910年我从中国第一次来到美国就住在那里。我也欣赏乘坐渡船，观看海鸥随船飞舞，听由旅客们将花生米抛掷天空喂给它们吃。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海鸥如何能同时滑翔、上升和加速。

　　我的课外活动以及加州的气候纵然对我有益，然我的身心健康情形仍然时好时坏。强迫多吃，一次小吃之后接着又来一次，是一项经常性心理苦难。柏恩海姆（Burnham）大夫诊断为胃下垂，命我用X光检验，并要我带上支持带，其后情况便大为改善。我确曾锻炼身体，如在青年会作体操训练，爬灰鼠峰（Griz－zly Peak）和塔马陪山（MountTamalpais），这些都对我有好处。不过关于我的每天计划，我仍然觉得那些时日我的日记极为内向：“试图作好”，“一天虚度过去”（几次这样写），“难以名状的一天”等等。5月17日，我耗费一整天和中国领事馆周围的人们打麻将（发誓戒绝了七年）、饮酒，很晚回家再小吃，写了七页日记，然后向基督祈祷，虽然我从不相信传统的正教教义。

　　除了我的工作计划未定之外，还有不同机关、不同行业聘我任职的函件，使我左右为难。2月8日，我接获尼柯斯教授来信，说康奈尔可能有一物理讲师缺，请我担任。这使我失眠两小时，直到我决定如果给我这个职位，我便接受。2月13日，我接获侯恩雷教授来信，重派我为谢尔登哲学研究员一年。我写了四次复信稿，最后谢绝。3月24日，我接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康奈尔以前同学胡适与任鸿隽来信，要我到北大教哲学，如果我想去欧洲一年，答应付我旅费，像似让我提前休假。这使我大半夜脑子转来转去。3月24日，我获尼柯斯教授信，说我担任讲师“几乎已成定局”，于是我出外宵夜以示庆祝。

　　几天后，墨瑞特教授写信给我说，他高兴我从物理跳到哲学是短暂的，六年后我附一短柬说我从物理跳到哲学乃是永久的。在我最后去康奈尔之前，我的计划仍有一些纠缠。4月间，中国成立教育委员会，委员包括汪精卫、蒋作宾、郭秉文、陶履恭（孟和）等人。郭秉文身为南京东南大学校长，请我到他那里任教，而陶孟和再次邀我去北大教哲学，他说得头头是道，我又被搅得举棋不定，以致我在社区合唱团唱歌时，音乐失去意义，我躺在床上又琢磨我的一生计划。几天后，我复信郭博士和陶教授，谢绝他们两人的厚意。

　　我计划东行，惟仍于6月初再一次游览约西麦特山（Yosemite）。我于两小时内爬上崖边小径（Ledge Trail）直到冰河点（Glacial Point）。那条羊肠小道陡峭而窄小，一般人多称它为“据称的小径”（alleged trail）。在平衡岩（Balanced Rock）我的双足悬垂于二三千呎之下的山谷，我在那种危险地方照了一张相。（以后那块岩石用篱笆围起，使得人们不能爬到边缘。）最后我返回柏克莱住了两夜，1919年6月13日，我写道：“从现在起，我要进入生活新页”，并发觉“柏克莱在美丽晚霞与云影中逐渐离开我。”我的本意是说一声再见，殊不知多年后我可以说，我住在加州柏克莱，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时间都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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